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迫其放弃了内战政策,此举成为全国抗战局面形成的关键。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还经历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兵谏,地点在庐山,发动者是国民党左翼人士邓演达和唐生智。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治下湖南政教关系研究

国民革命时期,唐生智为顺应佛教界的革新潮流,在两湖发起“佛化运动”,成立佛化会等组织作为执行机关。一方面,唐生智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免受侵害;另一方面,他进行激烈的佛教革新,采用暴力方式强行统一庙产,引发僧界恐慌。同时,佛教社团仿照国民党进行组织,唐生智以此培植政治势力。“马日事变”后,佛化会员把持湖南省政务党务,造成政治纠纷。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政教关系,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摄力不足,以及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混乱态势。     

有关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两个问题

蔡廷锴在福建事变策划过程中曾提出过＂拖一二个月＂发动事变的主张,这与其＂反蒋＂政治主旨有关,是蔡廷锴关切福建事变政治命运和发展前途的结果,福建事变迅速败亡的事实证明,蔡廷锴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指责蔡廷锴个人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蔡廷锴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救国价值观的主导下积极组织领导＂联共反蒋抗日＂活动,为这一时期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责任辨析

唐生智因南京保卫战的失败而备受责难,笔者认为是客观现实的制约使唐生智不能有所作为,对他的指挥失误诸如消极防御、撤退无方等应据实分析,不可责之过苛。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一偶然事变反映了当时中国走向国内合作,全民族抗日的历史必然。分析西安事变反映出来的历史必然性,探讨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可以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误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中外史学者都认为是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但当时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而是存在于全国。蒋介石及其政府要员也亲赴广州、洛阳、太原、济南、兰州等地推行安内攘外方针。捉蒋事变为什么不发生在别地，却偏偏发生在西安？笔者认为，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误也是西安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生智弘扬佛化再研究

唐生智大力宣扬佛化有利用佛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作为军队精神支柱的用意,为达此目的,他需要解释乃至论证其一贯宣扬的佛化与革命二者之间不是相悖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的关系,以便消除众人的疑问。由于唐生智对佛法要义的诠释过于“异想天开”,有时他对佛法要义的认知与一般人甚至与佛教徒的既有认识存在较大错位,因而时人对唐生智的做法及解释不以为然,并对其言行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生智之所以会有既维护佛教又破坏佛教这一看似吊诡的举动,是其对佛教过于自我化理解的必然结果,而并非舆论所断言的“抱着投机的态度利用佛教”。     

对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相互关系的两点认识

一二九学生运动直接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的东北大学发挥了把学生运动和西安事变联系起来的桥梁作用 ;西安事变又是整个这一历史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转折点     

"九·一八"事变后的李烈钧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烈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日和民主,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对内、外政策;同时也积极做过一些有益于救亡的具体性工作。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张亚斌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问题，史学界通常认为，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随即结束，余下的问题只是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问题。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档案资料之...     

读鲁迅《秋夜有感》——兼与几位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鲁迅《秋夜有感》一诗,曾经引起过讨论。主要分歧是,《秋夜有感》的内容和张梓生及其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是否有关。张恩和同志《风雨鸡鸣斗志弥坚——对鲁迅诗<秋夜有感>的理解》①一文,持“有关”说。陈瘦竹同志不同意张的“有关”说,认为在联系当时形势时,“过于狭隘,因而难免牵强附会”②。严迪昌同志虽然也认为张的一些论点“欠市慎,与史实不符”,但却支持张的“有关”说,认为“鲁迅与张梓生及其接编《自由谈》的关系恰恰     

“七七”事变后围绕中国问题的远东国际关系(1937、7—1939、9)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围绕着“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形成了国际斗争的一个漩涡。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十分关注,考虑各自的对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非常重要的一段国际关系史。然而世界现代史著作往往语焉未详。现根据所见当时内外报刊,以及后来发表的有关资料,加以整理概括,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关于西安事变中两个问题的学术争鸣

西安事变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史学界基本已成定论。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发动事变时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和蒋介石是否会过面,会面时谈了些什么。自2000年以来,有的学者在研究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只有经过探讨、争鸣,我们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也谈《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

元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一书,是最早的一部曲韵韵书。它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北方戏曲语言的规范统一,都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汉语史的研究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自其问世以来近七百年间,由于牵扯到如何看待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来源及其发展问题,有关《中原音韵》所代表音系的争论,也就从未止息过。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争论,大致有三家意见: 一、《中原音韵》代表当时的大都话; 二、《中原音韵》代表当时的河洛音; 三、《中原音韵》代表当时的北方话。 认为代表大都话的有赵遐秋、曾庆瑞、宁继福先生。他们认为:     

关于玄武门事变真相和实质的探讨

唐初发生的玄武门事变,史学界一般解释为“唐高祖诸子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进行的一次政变”,实际上这一解释并未完全揭示事变的真相和实质.关于这段历史,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1).高祖李渊和次子世民之间的矛盾,应是认识这一事变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正史中,在这方面多加隐讳,回避.本文试图扰这一关键方面,对事变的真相和实质作一些探讨.     

两广事变的性质是“逼蒋抗日”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广事变的性质问题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属抗日反蒋性质,二是认为属联日倒蒋性质。其中,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是人们普遍的看法;第二种观点主要是某些两广事变的经历者在回忆中提出的。近来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来研究两广事变性质的新看法,认为第一阶段是联日反蒋,第二阶段,李宗仁、白崇禧等逐步走上了逼蒋抗日的正确道路。经过对两广事变大量史料的考察,笔者认     

正确的方针 精湛的艺术──论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英明决策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如何解决好这一事件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事变后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成为对共产党人驾驭形势并将其引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能力的考验。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皖南事变后，群情激愤，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内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悲观主义情绪，认为皖南事变就是新的“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已破裂，主张忍让。有激进主义情绪，主张在军事上立即进攻，以…     

论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

20世纪初,唐生智由一个世家公子成为同盟会员,成为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斗争的新派军人。1926年6月,他参加国民革命,挥师北伐,为北伐战争写下了可喜的一页。本文拟就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作些论述,以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     

从唐生智力主守卫南京城说起

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褒贬不一,对与战役的胜负有直接关系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也难免议论种种。有人认为,唐生智在此役前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又“逃跑”到江北;他的“表示”“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是言而无信。这般断言,我看这有悖于唐氏力主守南京的初衷和行动。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一）唐氏“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蒋介石曾经吹嘘他在上海、南京、杭州之间布置的三道防线固若金汤,可媲比美于世界闻名的法国马其诺防线。想不到日寇竟很快突破防线,上海失陷后,日军乘胜西进,向南京包围过来。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接着,他问:“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这时唐生智挺身出来,报名愿守南京。唐说:“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他还主张以有力部队坚守南京,方能“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蒋听到唐的     

冯玉祥部入甘及与西北回马集团的博弈——以“河凉事变”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冯玉祥部在直奉两系武力挤压下退驻西北,这对久踞西北的回马集团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之威胁,因为冯玉祥统一西北的战略目标终将与其既有利益发生冲突。如果说河州事变是回马集团对国民军入甘后的一次武力试探,那么凉州事变则是国民军对凉州回马势力的一次军事打击。虽然说河凉事变是国民军与回马集团之间政治博弈与武力冲突的产物,但其发生发展及所造成的的回汉仇杀给西北民众带来的心理伤痛至今犹存。如何消解回汉纠纷,正确处理回汉民族关系,不仅是当时冯玉祥及南京国民政府审慎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需要正视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