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理雅各《太上感应篇》英译

理雅各视中国文化为传教士在中国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为有效促成自己及同事们的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理雅各翻译了《太上感应篇》这部道教典籍。受制于该典籍本身的哲学文本性质,翻译时理雅各遵循了语义翻译的原则,兼顾了译本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直译加注＂成了他英译该经籍的主流翻译方法,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文化互动与译者身份建构——以理雅各《中庸》英译本为例

文化是主体身份的内在规约性，主体可以通过与文化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身份。理雅各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用基督教义来阐释、充实、拓展甚至代替儒家思想。理雅各英译《中庸》的目的是汲取儒家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而当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矛盾时，他会放弃儒家思想而坚持基督教义。文化在理雅各的翻译中无处不在，正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协调、文化顺应与文化互鉴的翻译中，理雅各建构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推动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互动与交流。中西文化差异悬殊，唯有相互比照，文明互鉴，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交流需要妥善处理文化因素，化冲突为合作，为文化互鉴寻找对话的舞台，帮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论理雅各的《易经》英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

在19世纪中期,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通过和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合作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承担起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重任。在游历欧洲两年多的时间中,他通过演讲等方式,宣扬中国文化,为促进近代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道德经》饱含智慧之言,探讨了宇宙之道、生命之道和社会之道。在《道德经》这部经典著作最初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雅各功不可没。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建构翻译实践行为理论,探讨理雅各《道德经》英译的历程,揭示这部道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之道及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关于理雅各英译中国古经的研究综述--兼论跨学科研究翻译的必要性

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率先系统地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的主体部分,其人其书长期以来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宗教哲学学者与语言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文通过综述学者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状况,提出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尽管各见所长,也分别受到学科自身的限制.不少历史学者以及宗教哲学学者因受外语的限制而未能深入分析译出语或译入语内在的机制,也未能并构架出分析译文语言风格的完整理论体系;语言学者则因背景知识和原始资料的缺乏以及运用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而未能深入分析历史背景或哲学理念对翻译的具体影响.因此,文章呼吁翻译研究应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从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看文化的互动与冲击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他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中国古籍,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阅读立场和距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典的思想内容,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开创了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冲击的典型案例。     

译者主观能动性——论《论语》译本文化因素的处理

《论语》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论语》译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1893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中第一卷的《论语》,另一个争议大但有影响力的是中国清末民初辜鸿铭的《论语》的英译本。应用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研究两者在文化词语上不同的策略选择,以揭示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规律。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论语》的翻译策略研究——择理雅各与辜鸿铭两译本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石之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在对经典的传承与发展中,语际翻译至关重要。在全球对“生态”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之下,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三维”转换方法是生态翻译学中的研究焦点,即可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并比较两位译者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双语能力和翻译目的等,提出二者在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从后殖民视角对比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将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进行了对比研究。理雅各译文的启示在于：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不一定是反殖民的翻译,它很可能是殖民主义者制造东方主义形象的手段;而辜鸿铭译文的启示在于：归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或者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与之相反的是,它可以成为向殖民主义者...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沙博理以其50余年的翻译生涯和约千万字的汉英翻译成就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于耄耋之年翻译了记录十年"文革"历史并承载着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本文拟分析该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借以探讨沙博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翻译观,指出该译本体现了沙博理翻译理念和文化感知的成熟。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