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战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腐败问题探析——以江苏省溧水县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性的基层政权腐败把国民政府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对江苏省溧水县的考察,发现其腐败成因主要有:中央政府因内战而向各县摊派巨大的战时任务,强化了县级政权的权力;权力监督组织的系统性瘫痪,加剧了县政寡头化倾向,使得贪污腐败也具有了行政系统性;权力膨胀滥用无度,依靠暴力压制民众舆论和媒体的曝光。这种以县长为首的系统性贪腐加剧了国民政府整个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试论民初四川地方主义的省际关系

本文考察民国初年四川与周边省区的关系,探讨了省区间矛盾冲突的背景、表现、影响.中央权威衰落、滇黔军祸川、四川自治运动是此时省际地方主义产生的背景;表现在人事、经济、军民关系、熊克武与唐继尧的战争、援鄂之战等方面;这种关系加速了四川自治以及被军阀作为割据的理由,并最终决定了四川地方实力派在国民政府中的边缘地位.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蒋介石与刘湘关系述论

作为国民政府之权力中枢,蒋介石在其处理与刘湘的关系中,并不乏国家意识与全局观念。以往解释所强调的"整人"、削弱异己,似不明显。然而,在整合川省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未取得刘湘之信任。究其原因,从蒋介石层面分析,实与其统治方式的诸多局限有关。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权力主体不明,行政不统一,自治政策不切实际,导致国民政府县政无为、无力、无效乃至失败。国民党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对县政制和政纲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权力主体明确、组织充实有效、行政统一、政策适宜的县政。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日救亡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战更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刘湘率领四川军人服从抗战大局,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出川抗战,对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湘政府(1935-1938)对川省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倾向

四川新政府成立后 ,即着手整顿基层行政人员。刘湘政府对县级行政人员的任用权尽量加以控制 ,通过县政人员训练所 (简称县训 )训练出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县训”出身者与刘湘政府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而其他非“县训”出身者不仅地位远不如前者 ,任职也困难得多。这种状况直到刘湘去世、邓汉祥调职 ,王缵绪继任省主席后 ,才发生实际性的变化     

从“农贷割据”到“农贷统一”--民国时期四川省农贷格局的演变（1935-1942）

农贷是国民政府复兴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也是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国家金融机构涉足四川省农村金融的主要投资方式。民国时期,川省农贷经历了从"农贷割据"、"分区—联合农贷"到"农贷统一"的格局变化过程。川省农贷的统一化进程体现了国家金融机构在川农村势力的此消彼长,是各机构势力在争夺川省农村金融市场时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同时,这种统一化进程也是国民政府借助农贷对川省农村进行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对农贷机构进行制约和平衡的结果。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四川国防工程建设征用民工的待遇

抗战时期,四川征用大量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民工的待遇主要包括工资、伙食费、病伤死亡抚恤费、工具费、工棚费.抗战时期民工的待遇主要以《修正四川省非常时期征工服役暂行办法》为纲办理.对于民工的待遇,政府当局制定了发放细则,在发放中存在实际问题,民工只得到了有限的实惠.     

对国家公务员考核的评析

以何种方式进行公务员考核 ,将直接影响到考核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现有的考核方式很多 ,比起以前的干部考核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是为更好地建设公务员制度 ,本文也分析了考核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

本文探讨了 2 0世纪 4 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的基层社会控制及民主的实际状况 ,指出四川省在当时所推行的基层地方自治仍未摆脱受行政控制的从属地位 ,行政工作先于、多于自治工作 ,“民意机构”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多反映地方有力者的意志 ,它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国民政府在基层所实行的“以官治求自治”的所谓地方自治政策 ,非但未能发展地方事业 ,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攀枝花文学发展的回顾与总结

攀枝花文学是四川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坎坷痛苦而又健康扎实的发展道路，已经初步显示出移民性、地域性、工业性特色和独具价值，其所以走到今天并有所收获，缘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潜心培养创作队伍。     

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

宋朝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四川在宋朝属于"阻远险恶"的地区,特别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宋朝东移后,其距离京畿地区更为遥远,加大了朝廷的统治难度;二是四川经济在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号为优裕",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地位更加突出;三是四川位居长江上游,虽远在西南,却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南宋四川地区长期直接地面对金朝和蒙古的猛烈进攻,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     

论抗战时期四川地方建设征用民工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西南大后方建设的重心,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地方建设.四川地方建设征用民工,主要是进行地方自卫、道路、水利、造林、垦荒、灾患防护以及其它公共福利工事的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四川对征用的民工建立了管理和组织、规定了经费和待遇.     

认清形势,突出重点,切实加强四川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历史背景下,在全国高等教育进行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战略性大调整的重要时期,我省高等教育实现了连续多年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但与此同时,我省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整体理论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校领导班子驾驭全局,科学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尚需进一步培养;高校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需进一步完善;高校领导班子的党风廉政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认为,必须深刻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巨大挑战,以提高领导现代大学的能力为重点,切实加强我省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推动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川渝合作方向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经济联合体

川渝合作就是通过政府间合作,依靠一致性的行政力量、政府的政策资源和法规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区域经济联合体,这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川渝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选择。川渝经济一体化,首先是成渝经济一体化,建设、确立成渝城市经济圈,形成西南大都市连绵带;形成区域经济联合体,直接取决于川渝能否建构起良性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为川渝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一体化的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