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及战略选择

从评价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入手,立足于我国现实,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确定、地区选择以及政府的宏观支持几个方面,较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具体构想。     

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政企博弈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中政企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政府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出口收益,政府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而政府的鼓励政策将会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推进措施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优势和较大的发展前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风险。对外投资规模发展速度较快、投资规模急剧扩大,投资区域日趋广泛、但仍以亚洲地区为主,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是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率也比较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应有计划地选择投资地区和投资方式,慎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同时政府、企业应该积极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     

中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是起点普遍低、行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仍太集中、投资方式仍显单调、投资规模仍然偏小、投资管理尚不完善等。原因是既有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实力不强的问题，还有决策管理不当的问题等。对策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成企业集团，提高对外投资的竞争能力；提高政府支持力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对外投资区域合理化。     

金融支持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新证据

为了探研金融支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与路径等问题,利用2003—2018年中资商业银行在138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是如何通过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因素、重新进行OFDI测度、剔除“避税天堂”、运用PPML方法、滞后变量、异方差估计以及构造工具变量等论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认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设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在东道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得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增加1.34个百分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将会通过增加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促进作用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政治稳定性程度、公民话语权以及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更强。研究表明,需要加快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机构布局,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网络和东道国投资信息库;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实现金融服务的供需匹配;提高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中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税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离不开税法的支持。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税法律制度的现状,指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还存在很多不足,严重阻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足发展。在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进行理论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从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大省,湖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步子迈得不大,与湖北省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看,湖北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多,且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又在逐渐丧失,再加上部分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识不强和政府对其到境外投资的支持不够,因此,湖北省的企业必须在国内资源、市场限制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评价较一般企业更为复杂,应结合其投资动机,正确区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间的关系.首先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进而明确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主要特点.在结合我国政府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测量维度及其绩效评价体系.     

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2008—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及区域状况,探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取105个样本国家,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模型,采用合适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三方面原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引进FDI的风险及防范

流入中国的FDI弥补了我国资金短缺，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税收，推动经济制度变迁，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贸易扩张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FDI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过分依赖FDI将会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大量的FDI收益汇出很可能造成中国的国际收支危机。为此，应分析引进FDI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     

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利弊分析与思考

FD(I外资)流入我国有其必然性,外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吸引FDI高昂成本的背后潜伏着巨大隐患。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过分依赖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给予民营资本与FDI同等地位刻不容缓。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巴西,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不大;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集中在信息领域,但其规模较小,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增加吸收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

明清之际从西方引进的红夷大炮 ,是 16至 19世纪英制火炮或同类大炮的通称 ,其间流入荷兰和欧洲各国。因其威力强大 ,后又经不同途径传入中国 ,其技术特征和威力优于同时代中国的火炮。     

利用外资的潜在风险与中国FDI政策的调整

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近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FDI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本文首先对FDI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的理论分析进行了综述,然后根据中国引进FDI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在未来吸引FDI的政策调整。     

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与FDI战略深化——基于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加快引进FDI是西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促进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该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是西北地区与沿海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在该地区FDI影响因素方面,劳动力、市场和区位等均较不利,尤其以较差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甚。FDI选择因素的省(自治区)际差异显著。陕西总体竞争力较强,但动态优势令人担忧;甘肃和青海狭小的市场规模抑制了FDI流入;新疆在市场、区位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未能充分发挥,导致FDI比重逐年下降;宁夏利用FDI绩效显著,在市场前景、劳动力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并有显著的聚积效应。     

中印利用FDI的比较分析

中印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邻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许多相似性,也存在着差异。通过对两国利用 FDI 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对两国利用 FDI 的动因、外资政策、外商投资现状以及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两国在利用 FDI 上各具优势和特点,印度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试析FDI对拉美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重点。通过分析FDI对拉美国家、我国以及我国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FDI不会将关键和核心技术转移给受资国企业,对受资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关键和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唯一途径是依靠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     

中国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与评价

吸收能力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外资,能否消化、利用外资技术的先决条件。近年来,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加快,但存量依然很低。中国各地区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表明,中部地区FDI吸收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还很大,特别是技术和制度吸收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财政偏斜。中部各省应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科研工作者的福利,留住并引进高素质人才。同时,在不危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国家应进一步加大中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完善金融体系,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加强省际之间的合作。     

服务业三种生产模式的选择：外包、FDI和本国生产

外包、FDI和本国生产是服务业国际化战略中最重要的三种生产模式。本文通过建立发达国家的国际化选择模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根据最小成本原则，比较了外包模式、FDI模式和本国生产模式下的成本差异；通过建立短期和长期的国际化选择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如何将服务业产品在外包、FDI和本国生产三种生产模式之间进行分配。并对我国如何做好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工作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