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性别平等意识研究——基于常德市安乡县实地调研的经验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对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4村100名留守妇女进行实地调研,从留守妇女对社会地位、劳动分工、家内事务和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四方面可以看出,新时代农村留守妇女的性别平等意识呈现出有所觉醒却依旧保守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落后且结构单一、基层行政主体的性别平等意识欠缺、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及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局限等。只有立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现实境况,建立针对性强的就业保障体系,增强公共政策与管理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注重性别平等的文化教育,调动妇女们的主体积极性,使她们从意识层面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农村留守妇女知识服务研究

通过对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基本现状的分析,发现知识贫困是影响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分析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知识服务的必要性,提出服务策略和模式,包括树立科学的新型妇女观、建立信息数据库和信息交流平台、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个性化服务等。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留守妇女,也称留守妻子,指丈夫外出后单独或与其他家庭成员居住在户籍地的妇女。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外出劳动力的主体是男性,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户籍地,于是农村出现了留守妇女群体。留守妇女是中国式留守的又一典型代表。鉴于留守妇女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作者以2012年中国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调查为研究基础,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与西方女性的幸福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条件、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是否乐观、夫妻关系、公婆关系等5个方面因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而自由、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及家庭生活的满意度、情绪以及年龄对西方女性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比发现,情绪和夫妻关系是影响两类群体的相同因素,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存在差异。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性心理研究综述

以性文化为社会背景对我国农村留守妇女性心理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从概念界定、国内外性文化、留守妇女的人数及分布、妇女留守导致性压抑、性侵犯以及性疾病、妇女留守对婚姻的影响、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以及研究的不足等方面进行综述。认为,目前留守妇女性心理研究存在定性研究过多、定量研究过少、取样的范围狭窄、样本量太小等问题,而且理论指导和学科基础过于单一。     

社会转型时期回族留守妇女的文化定位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变化势必会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造成深刻影响,农村留守妇女是这一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地处偏远地区的农村回族留守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她们的视野、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仅在家庭生活,而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都展现出她们独特的文化魅力。     

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研究

采用马特·G.M.范德普尔的提名法并结合农村留守妇女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合理的社会支持网测量量表,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支持网关系构成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亲属和邻居是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提供者。而且亲属主要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情感支持和金钱支持,邻居主要为她们提供物品支持、生产支持和社交支持。最后提出政府应加强构建农村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从而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女书和谐社群的现代启示

农村留守妇女群体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留守妇女所面对的情感、生活以及发展问题值得关注,解决不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家庭、社会的稳定。农村留守妇女的境遇与女书群体成员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女书群体成员的情感交流、知识获取以及娱乐活动的方式都为我们解决留守妇女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     

农村社会工作与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基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解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男性农民工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因家庭结构变迁、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加速转型期政府政策滞后等原因而产生安全感危机。从分析困扰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问题出发,尝试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的法律探讨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快,城市涌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兄弟,导致农村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群体——留守妇女。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收集了有关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的资料。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到农村留守妇女参与赌博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并对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该现象导致的婚外情不正当关系、家庭暴力的法律问题;最后,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结合农村的具体情况,从立法和法律实施角度提出了减少和消除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的几点建议和对策。     

伊斯兰教妇女观的社会性别解读

伊斯兰教妇女观,在主体方面体现了"男女相生"、"性别和谐"的观念,凸现了妇女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但是,建立在封建父系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教的妇女观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在实际生活中,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意识仍占伊斯兰教妇女观的主导地位。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伊斯兰教的妇女观进行分析,对研究伊斯兰教以及改善穆斯林妇女的境遇,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述评

农村留守妇女是指丈夫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农村家中的已婚妇女。以农村留守妇女心理-社会发展为主线,对以往研究的相关结果进行系统回顾,并指出已有研究的“弱势群体”假设和“男性主义”视角所带来的不足。未来研究,要在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和“流动-留守”联结的框架下,考察既有家庭功能连续性暂时中断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留守妇女发展的历时轨迹,挖掘家庭生态系统的弹性机制,以期为留守妇女发展的家庭干预提供支持。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新时期农村妇联工作的困境与对策--基于上海市奉贤区Z镇妇女需求的调研

选取上海市奉贤区Z镇妇女群众和妇联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地区妇联组织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化色彩较强,联系群众不够;组织保障薄弱,影响作用发挥;妇联干部兼职过多,履职能力不足等。农村妇女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创业就业和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健康保健、亲子教育和扶贫帮困。为此,农村妇联组织要转变工作理念,整合各方资源,创新工作方式,提高为广大农村妇女服务的能力。     

制度嵌入生活:农村贫困女性减贫的本土实践及反思——源于“扶贫车间”的案例考察

动员和组织农村贫困和留守女性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能更好地提高减贫效率和减贫质量。既有研究对女性参与减贫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空间关注度不够,对性别主体性的实践形式缺少细致分析。“扶贫车间”作为精准扶贫体系中的微观制度创新,从“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员式嵌入,贴近女性生活的内部需求式嵌入,融合各方力量的集体协同式嵌入”三个层面,打通了女性“家庭—工作—社区”三种生活空间的区隔,重构了贫困女性的生计框架,促进了女性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女性减贫又促进了减贫目标的达成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善,贡献了“性别红利”,二者呈现出互嵌共促的态势。当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扶贫制度与贫困女性生活之间也存在一些张力,女性多元发展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的匹配度还不高,需要在农村发展的各项制度设计及执行中更好地尊重女性体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二者的契合度。     

土地确权登记中妇女权益保障的国际经验和启示

大量的国际经验比较和研究成果显示,如果要切实减少贫困和饥饿,就必须确保女性与男性同样有稳定的正式登记的土地权利.土地确权登记中保障妇女权益将有效保护和改善涉及亿万农村妇女的核心利益和长远发展,对社会和谐及稳定也将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相比而言,我国土地确权登记中存在着一些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问题,对此,国际相关实践和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总结并加以合理借鉴.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