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阈下的土司制度初探——兼评云南巍山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的“武功”与“文治”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整体性宏观研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把钥匙”。历史上在云南蒙化彝族地区（今云南巍山）的“土司制度”,不仅维持了封建国家统一的“一体”格局,也促进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组成部分的云南西部蒙化彝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从土司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普遍推行可看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古代就早已是我国各族儿女认同的共同目标,土司制度对此格局的最终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问题

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自是后,边疆民族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元、明、清王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笔者从事土司制度研究五十余年,初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余人进行了整理、研究、考订和编纂。今后,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司制度理论与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人研究之外,当是着重(或言优先)如下三个方面的若干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二)历代土司的重要奉献;(三)土司制度的如何"古为今用"。     

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明代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相继推行土司制度,清初又进行了“改土归流”,由此,羌族社会从封建领主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成为羌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关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民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措施予以科学地评价。现仅就文献及实地调查材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考略韦东超对土司地区进行户口造册和征调赋役是明代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拙文《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①曾从“明土流之界”、“严格上官承袭程序”和“制定土兵征调法”等方宙论证了明代上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全...     

论明代前期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

明初为建立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朝廷在处理黔中高坡苗区问题时,继承完善和发展了元代的制度,旨在限制、打击和瓦解周边的土司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稳固其在黔中的统治,为在贵州置省、开府、设县奠定基础。明代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就是通过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逐步开发过程体现出来的。     

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行政制度,是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属性、分散性,交融性。“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变革,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其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一是促进了其经济形态的变革;二是引发了其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引起了其社会基础制度的变革。从发展的眼光看,“改土归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     

论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

洪武年间,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继唐、宋之后我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封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正确评价朱元璋的历史功过,为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流毒,对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因、途径和历史作用进行探讨和研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明初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因和条件 中国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经济和农民个体小生产的产物。但是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为什么在明初会变本加厉地强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考察当时的具体社会条件入手。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元朝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分析

元朝鄂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度,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等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也为明代和清雍正前期土司制度在该地区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条件,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同时,元代蒙古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的逐渐迁入,可以看作是本地区民族融合的初始阶段,为明清时期当地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元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历史地位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后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固有机制两种执行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国家执行程序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要求，而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纠纷解决后的执行又必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对外来机制的执行会进行排斥，而在同外界的交流中，其固有制度必然会汲取外来制度营养。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执行走向融合，趋向大同。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执行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

元朝把云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为滇东北地区再次带来了开发和发展的契机。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该地区有了较好的发展,同时,该地区也形成强大力量与中央王朝相对抗,对统治极为不利。明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其采取分而治之、土流并治的政策,使之不能再形成强大势力,稳固了统治。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的秩序观念建构

彝族古籍文献《苏巨黎咪》产生于唐朝初至中叶，记述了从上至君长到下至百姓的各种传统道德观念，蕴含着对秩序观念的建构，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三个层面：强调君臣关系下的忠臣观念；以君主为主体的尚贤爱民的治理观；孝悌亲友、崇祖敬毕的和谐观及爱美向善的仁义观。该书是作者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以及有选择性地吸收和融合的产物，体现出作者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对稳定社会秩序的追求，把下层和上层、边缘和主流联系了起来，增强了族群凝聚力和认同感，维护了君长统治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当时彝族社会的良性转型和健康发展。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女性意象、族裔传统与性别观念——论大凉山彝族诗歌中的女性话语

大凉山彝族诗歌中的女性创作相较其整体而言受关注较少，女性话语呈现出某种被遮蔽的状态，但纵览大凉山彝族的女性诗歌创作，仍能整理出相对重要的三条发展脉络：一是传统女性意象的族裔复归，即“彝女意象群”的书写；二是具有反叛意味的彝族女性意象创造，即强调个体性和解放性的女性话语表达；三是以情感与身体为主题，独属于彝族女性的私密体验表达以及相关的性别观书写。这三方面构成了大凉山彝族诗歌女性话语中的主要部分，为今后彝族女性诗歌如何在愈发多元的社会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