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经。本文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创业活力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共同富裕水平;(2)为进一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细分至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4)分维度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对可持续性的传导作用更明显;(5)分区域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在西部地区发挥的传导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普惠视角下数字金融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

以5G、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持续融合创新,形成了数字金融的创新服务方式.本文旨在讨论数字金融创新如何发挥其普惠价值以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通过演绎推理并运用固定效应和GMM模型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拓展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满足经济主体融资缺口,创新各类便利化服务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和金融服务深度融合,进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便利化程度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本研究有助于从金融普惠视角理解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其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今后数字金融进一步创新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基于内部供给与外部需求视角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11-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校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在作用机制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

基于2011—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东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镇化路径作用于粮食生产，表现出正向传导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粮食生产保质增效。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模式,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是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有效手段。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杠杆率吗？

[提要]本文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财务困境、增加金融可得性和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企业杠杆率及其引致的违约风险影响,与中长期信贷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数字金融又是传统信贷的替代方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经济效应的认识,为规范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企业去杠杆、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