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罚金刑的道义报应根据

由于罚金刑是刑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刑种,与其它刑种一样,其报应根据中也必然有道义报应的一面。不同的道德观对罚金刑道义报应根据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不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而康德的自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在等量报应方面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道德应是他律性和自律性的统一,据此,罚金刑不但对侵害财产犯罪、贪利犯罪,而且对于各种轻罪,都具有较强的道义报应根据。     

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报应是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应对其无条件强制施加的、与其所犯之罪相应的惩罚。从中外刑罚史上看,都不存在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同时,报应无法合理地回答现实社会中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问题,因此,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论正义与刑罚观念

正义价值观对刑罚观念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从等量正义、等价正义和等质正义三方面来阐述刑罚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在等量正义价值观支配下，形成的绝对报应刑思想，使刑罚表现出残暴无度。在等价正义价值观影响下，形成了道义报应和法律报应的相对报应刑思想。等质正义价值观倡导从文明要求出发行使刑罚权，目的是教育改造人。这个意义上的刑罚观念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具有时代的顺应性。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刑罚目的论

刑罚目的贯穿于刑罚创制、适用与执行的整个过程,对于刑事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理论乃至整个刑法总论部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刑法学创立至今一直争论不休,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刑罚目的问题上,也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大致或以报应刑,或以目的刑,或以折衷说为其根基。刑罚目的应是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完美结合-并合主义。报应犯罪是刑罚的直接目的,同时也是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应兼顾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主要指特殊预防,但是不应超越报应界限,追求所谓的一般预防。而且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在刑罚的制定、适用、执行阶段应有所侧重。     

“一体二性”:刑罚根据新解

刑罚的根据就是刑罚的正当性.报应论、功利论,以及基于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各种一体论,都不是刑罚的完整的、科学的根据.报应论和功利论失之片面.一体论以报应论和功利论的二分为前提,实质上是二元论.一体二性论把刑罚的根据看作一个整体,把刑罚的报应性和功利性看作这一整体的二重属性,其中,报应性是其本质属性,功利性是其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大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三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正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和"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上）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该学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该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领域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要保持内在的、对应的均衡关系。罪责刑相适应的理论学说存在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类,前者可以再细分为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质报应论,后者也存在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分。两者侧重点的不同导致各有缺陷和不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罪”、“责”、“刑”均有再定义的必要性,犯罪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刑事责任与刑罚相适应,但是三者之间并非两两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在刑事立法上得以较充分体现,但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下）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荀子人性论及其政治观述评

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独出特行的“性恶论”认为,人性好利恶害,人们并因此引发争夺、导致战乱。然而,人的先天恶性可以通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礼义教化、法规约束使之弃恶从善。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建构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王霸兼用”、“礼法并施”的治国理念。荀子鉴古察今的政治智慧至今仍能给予世人启迪与裨益。     

“善”之逻辑分析

道德基本概念的“善”是一个二元谓词 ,即当且仅当X满足了Y的道德需要或者X履行了Y制定的道德规范时 ,X才是善的。由于道德关系的客体X、主体Y自身也是含有空位的命题函项 (谓词 ) ,这表明“善”同时还是一个二阶或高阶谓词 ,当X、Y取不同值时 ,“善”也具有不同的值 ,这就导致了“善”“恶”不确定性的困惑。运用现代逻辑的谓词理论 ,找到消解“善”的困惑的方法并得出“善”的困惑不可消解的结论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刑法伦理学”提出之初步构想

刑法与道德是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分析刑法的伦理品性,可以看到"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是刑法与道德的共同价值追求,这表明了刑法与伦理学"相遇"的必然性.这为追问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为"刑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人性善恶的阶段性简

人性是善还是恶,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了。其实,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准确,因为善与恶是基于一个道德标准做出的判断,而道德标准又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同一人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标准下得出的善恶结论是不同的。所以,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结果。这个结果会随道德标准的变化而改变。作为个人而言,其人性的善恶也往往是有阶段性的。     

德福统一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兼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德福统一的社会,德福背离是社会不公正的突出表现。社会公正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基础,行政伦理建设要树立GDP与GNH协调统一的发展理念,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促进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完善和贯彻德才兼备的用人体制,坚持制度伦理建设与德性伦理建设的统一。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

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明清避灾驱疫、民间救助的伦理言说

驱疫避灾是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也是明清御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古代灾害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明清灾害、御灾文学书写同民间信仰研究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探讨,可以补充以往研究之不足。讲述疾病瘟疫的民俗叙事,极为贴近人们的生命体验,其民间信仰的恒定性、广泛性特征非常突出。在进一步挖掘人们御灾信仰及其文化心理深层次内涵的同时,寻究明清御灾书写中驱疫避灾风习,对行瘟布疫的伦理选择、惩恶扬善的伦理教化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不仅有助于加强灾害学研究的人文精神,还能深层挖掘御灾书写的伦理倡扬功能及其警世正俗的现实意义。     

善恶与赏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阐释

道德赏罚就是缘于主体行为或品质善恶的奖赏与惩罚.善恶与赏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加以阐释.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利益关系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二、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它是道德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的必要保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是建立在一定的、作为一种行为动力的情感反应基础之上的首先,社会性的情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社会赏罚;其次,主体针对自己的"自我情感"有时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自我赏罚";最后,个体的某种情感体验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赏或罚.     

笛卡尔“慷慨”概念中的意志与理性问题

慷慨是笛卡尔道德学的核心概念.笛卡尔对慷慨的定义和慷慨者的德行的描述紧扣意志和理性这两个要素展开.意志和理性是慷慨的基石,慷慨者从自尊到尊他、从利己到利他的度越,其根据就在于意志;而理性则为慷慨者的意志坚强、慷慨者关于善恶的判断提供支持.笛卡尔看到了人的理性的限度,为弥补理性的缺陷,在慷慨者进行道德抉择和道德实践的具体场合,笛卡尔并没有彻底忽视适当地遵循法律与习俗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