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发展党内民主是提升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政党政治上实现有效统治的基础,关系到政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和形象基础,全面提升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选举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基础的评析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兴起之后,选举逐渐发展为实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操作手段,当今时代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在选举实践中产生的大量或无法克服的困难,使人们对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又存在诸多困惑.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党执政合法性的影响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公民的政治参与从巩固现有的政治秩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共同的价值理念角度加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来有效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积极推动民主进程,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符合本国实际,关键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正确的领导,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上体现其先进性。     

拉里·戴蒙德民主巩固理论述评

拉里.戴蒙德是目前美国政治学界相当活跃的人物,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他认为民主可以分为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民主是发展的,民主包含悖论。他的民主巩固理论内容包括:民主巩固是取得广泛而深刻的合法性的过程;之所以要重视民主巩固,是因为民主可能出现倒退;民主巩固的主要措施是下放权力,培养民主政治文化,形成市民社会。在西方民主巩固研究史上,拉里.戴蒙德发挥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民主巩固理论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和特色的。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

在卢梭的规范主义和韦伯的经验主义的对立与两次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中,民主合法性的内涵渐渐明晰起来。民主的合法性包含了在规范维度上论证民主普遍可欲性的核心价值和在经验维度上承载着民主基本可行性的原则性程序,这两点的耦合形塑了人们对民主的认同和信赖。新兴的民主国家只有建立稳固的民主双重合法性,才能破解民主衰弱和民主化回潮的困局。     

慎议与民主的张力——慎议民主中公民的能力平等问题

慎议民主试图取代传统的聚合式民主,以新的方式塑造政治合法性.慎议对公民的主观能力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为了通过民主慎议过程确保合法性,公民们还应当具备有效影响政治决定的实质性可行能力.这两个方面都导致了慎议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如果强调公民的主观能力,慎议民主将从属于完善论的价值而变得边缘化;如果把实质性町行能力作为前提,慎议民主又将失去提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通过对作为慎议资格的能力与从事实际慎议的能力进行区分,既化解了慎议与民主的紧张关系,而且也突出了慎议民主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浅谈抗战时期民主建设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塑造的角度出发

抗战时期,中共高举民主大旗,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权合法性,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赢得更多被统治者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将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的塑造过程来分析抗战时期民主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的兴衰及其反思

20世纪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一国范围内的初步探索、二战后更大范围的实践和苏东民主转轨等兴衰起伏,其成就和挫折对于世界民主发展影响深远。民主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误区、政治思维的偏执和僵化、宪政意识的薄弱和宪政思维的缺乏、封建思想的阻滞和对封建文化缺乏科学鉴剐,是社会主义民主发生失误和挫折的主要根源。因此,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解决巩固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这一首要课题,加强民主理论建设,实现政治思维向系统和开放的转变,普及和弘扬宪政精神,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发展需要不断的政治创新。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双向逻辑演进及其兼容性分析

党内"选举民主"和党内"协商民主"是党内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者的协同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一致性的价值取向。把党内协商纳入党内选举中,在民主程序上实现两者的衔接与互补;在权源方面,以党内选举实现合法性的认同,用党内协商增强对合法性的巩固;在治理方面,实现柔性治理和刚性规约的一致性;在权利保障方面,既用好"多数决定原则",又做到尊重"少数权利原则",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党内民主与民主政治发展——关于政治发展动力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党内民主是共产党党内活动的基本原则。利用党内民主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贯方针。新时期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要深刻认识党内民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示范效应、制度保障作用以及合法性汲取作用。     

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当代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成功的实现了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为党在全国范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中共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加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民主政治的完善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     

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民主建设效应

新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就能畅通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就能产生民主政治建设效应,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顺利地实现党的宏伟奋斗目标。     

基于政治认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核心构成要件,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须应对因民主缺位、功能错位、价值断位、集团越位而可能萌生的合法性危险的挑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通过切实推进民主发展、准确定位执政功能、创新传统意识形态、提高制度设计正义性等多重路径建构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关键一环,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着力点。     

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辨析——兼与叶麒麟博士商榷

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最基本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有学者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两个特性,并以此为框架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本文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现代国家形式,将其作为现代国家的特性稍有不妥。同时,这种简单认定忽视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划分标准的差异以及内在关联,在给民族国家"瘦身"。事实上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显示出巨大的解释力和活力,二者是并非并列或互补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民族国家是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民族国家构建目标包含民主国家所承载的使命,将民主制度建设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更符合逻辑,也更符合实际。对政权合法性的追求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