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质说"到"情采论"

本文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独具特色的概念"情采"为中心,阐述了其内涵,并与"文质"对比说明其意义所在.从而反映出刘勰对文艺内容与形式的认识,同时亦可窥见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艺观之一斑.     

"道本原"和"经本源"——效果历史原则与刘勰的原道观

刘勰的“文原于道”与“文源于经”的观念是“龙学”研究中颇为“复杂”的一个问题。但从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透视这一观念,则可见这一“复杂”观念,其实是刘勰对先秦以来的儒家之“经”及“圣人之道”作出的“现在”的“不同理解”,是刘勰以自身当下的玄学视域置入过去的经学视域的结果:“经”的本源地位的确立是过去对现在的“效果”,而刘勰确立“经”的终极依据为形上之“道”,这又是现在对过去的“效果”。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从礼乐文化视角对刘勰乐府理论的审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乐教"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文心雕龙》中有明显的体现,这集中反映在《乐府》一文之中。在《乐府》中,刘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音乐观,表现出对雅乐的推崇与对俗乐的排斥。我们对刘勰音乐观的理解必须置于"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如此方能理解其乐府理论的内涵。通过对此篇的分析,我们发现刘勰所推崇的音乐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礼仪用乐土壤,强调音乐所具有的政教功能,是对先秦音乐政教功能的继承。     

"实践思维"与"形上之思"

"实践思维"即"关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形上之思"未分化独立之前作为现代哲学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形上之思"作为现代哲学的理论理解样式,是对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超越,是在"解构"逻辑理性中心主义的同时积极建构人类未来意识形式。作为"形上之思"初始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实践思维"试图揭示人类的哲学意蕴,认为实践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也就是哲学的本性,因此"类哲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形上之思"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新发展,是对古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由"形上之思"作为核心与基础的现代哲学也是古代实体哲学、近代意识哲学的必然性发展。"实践思维"与"形上之思"二者,由于前者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思想,后者则是大陆哲学(主要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产物,呈现出各自不同特点,从学理上看,实践思维是"从大到小",而形上之思是"从小到大";从合法性上看,实践思维认为哲学就是人学,形上之思则把自身看成哲学的当然样式。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品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非"鼻"刍议

中国古代文字尤其是独体字,一般来说都有用形象来表意的特点,所以研究古文字理应从独体字入手。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未见过甲骨文等早期文字,在分析形声字时,不理解某些形符的特征,因而采用"以声定义"的方法,将作形符的独体字谬解。把"自"当"鼻"来讲,就是此例。     

影响"零形回指"的结构因素

所谓零形回指,就是在上下文语境中,动词的论元缺省了,尽管这个论元没有以语音的形式出现,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下文"找回"这个所指对象。讨论零形回指问题的意义在于,从语言学理论上可以解释人是如何理解自然语言的,也可以为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回指问题奠定基础。影响零形回指的结构因素很多,由于直接引语结构和叙述语结构中的指称问题很不一样,因此其影响零形回指的特点也很不一样。事件结构无论在直接引语的零形回指中,还是在叙述语的零形回指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事件结构都是语言世界的一个小模型,事件结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压模"而成。事件结构不是孤立的,是和语用相关的,但没有语用的范围那么大,它聚焦于某一个情景、某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某一个具体的活动,因此,用事件结构理论比用语用原则来解释零形回指会更合适一些。     

艺术视觉效应中的"形"与"型"辨正

如何观照客观物象之"形"、"形"如何介入艺术塑造之"型"、造"型"如何对物"形"进行艺术取舍加工,这是艺术创作成败的前提.一切美术形式的律动和力效,只有在个人体验和感知及对视觉对象的描绘服务于主观融会之后,艺术表现才更具有内涵,才更触及艺术本质.     

“建安风骨”涵义新解

关于"风骨"涵义,一直存在从内容与形式、文辞与文意角度理解的错误,通过刘勰、钟嵘、陈子昂等人的论述,可以认定:"风"指作品中蕴含的作者的强烈情感状态,"骨"则指作品中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状态。进而,可以此为基础认定建安诗歌中的"风"与"骨"的丰富内涵层次。     

《神思》篇“虚静”说释义

《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的语义本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虚静说。刘勰以之论述作家创作的艺术想象活动 ,是对老庄神秘的直觉主义审美观的转用。其文学理论意义即在于揭示了作家展开艺术构思活动所应备有的主体条件 :“虚静”就是要求作家临文创作应实现由生活态向审美态的转换 ,排除世俗尘杂而生成审美心胸 ,在由“虚静”心态所拓展的艺境之中 ,凝神结虑 ,驰聘文思 ,从而创造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形象     

文心雕龙宗经篇疏释

刘勰提倡“宗经” ,并不是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 ,而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文章写作的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 ,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生动表达技巧的有补于世的好文章 ,以抵制当时愈演愈烈的浮华文风。儒家五经在文章写作上表现方法齐全 ,艺术技巧多样 ,文体类别兼备 ,源远流长 ,这是刘勰把它奉为文章写作典范的理由和根据。“六义说”是刘勰主张宗经而在文章写作方面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是刘勰对文章写作理论的贡献。它对于现代各种体裁的文章写作 ,仍不失理论指导的意义。     

“精约”是应用文写作的重要特色——浅谈刘勰《文心雕龙》对应用写作的启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关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不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应用文写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刘勰主张，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都要以“精约”为特色。为此，刘勰从美学、语言学运用以及“情”与“辞”的关系等几方面对应用文的“精约”特色作了深入阐述。这些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应用写作的重要特色。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文心雕龙》用典刍议

刘勰《文心雕龙》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该书典故的运用,为表达内容服务,增强了理论阐述的形象性和说服力;用典采用多种技巧和方法,显现了骈文语言的精美、华丽、典雅;用典展示了刘勰的文化心态和人生追求.典故运用宛转自如,用人若己,精彩绝妙;既提升了《文心雕龙》的思想意蕴、学术价值、文化品位,又为典故的传播、普及和强化做出了贡献.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对策写作论”是《文心雕龙.议对》篇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刘勰对于“对策”写作的形象性描述,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了《文心雕龙》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个美学要求,既阐明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明了“对策”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根本区别,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当今的申论写作仍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刘勰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初探

着重探讨了《文心雕龙》对写作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认识。对刘勰既强调客体激发创作激情和作为写作材料等重要作用，又重视主体的主导地位和对客体的能动改造，通过“情以物迁”、“物以情观”的双向矛盾运动可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对刘勰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和核心地位，又不忽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要求达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先秦文学风格观对刘勰“风骨论”的影响

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代表的诗经时代文学风格观念与"风骨论"有着渊源关系,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文学风格观都不同程度地对"风骨论"产生过影响,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的风格观对"风骨论"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正是刘勰从"宗经"、"征圣"的复古立场出发,提出了古代文艺理论中属于内容方面的重要范畴--风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