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论陈抟易学思想的影响

陈抟所开启的宋代象数易学一方面以《周易》的卦爻象数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超出卦爻象数之外,创新性地融合易老之说,积极探索自然万物的化生奥秘。陈抟易道相通、太极是一的宇宙本体论,融合了道家本体论和儒家太极说,并与道教内丹学紧密结合。同时,这种宇宙生成模式对邵雍、刘牧、周敦颐等宋儒以思维性启迪和深刻影响。     

论《周易》的哲学思想与爻性爻位的关系

一、小大、柔刚、阴阳——兼及爻性与卦爻辞之关系《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一段时期内的易学面貌,其精粹大抵汇集于《系辞传》。至于《易》中之卦爻辞,则并未论及阴阳。然而若以奇数爻偶数爻、一爻--爻为标志,那末有关阴阳的先行概念,在卦爻辞中还是有迹可寻的。《易》以—--两个符号画卦,诚然是很晚的事情。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先秦易卦的的出土资料都是数字爻卦。张政烺先生认为,数字爻卦与阴阳爻卦之间有一个演进过程。数     

论《周易》的哲学思想与爻性爻位的关系

一、小大、柔刚、阴阳——兼及爻性与卦爻辞之关系《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一段时期内的易学面貌,其精粹大抵汇集于《系辞传》。至于《易》中之卦爻辞,则并未论及阴阳。然而若以奇数爻偶数爻、—爻—爻为标志,那末有关阴阳的先行概念,在卦爻辞中还是有迹可寻的。《易》以——两个符号画卦,诚然是很晚的事情。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先秦易卦的的出土资料都是数字爻卦。张政烺先生认为,数字爻卦与阴阳爻卦之间有一个演进过程。数字爻卦的发展趋势是:奇数逐渐趋向于以一为代表,偶数逐渐趋向于以(?)(六)为代表,从而     

“龙”及《易·乾》卦爻辞考释

《易·乾》卦爻辞中,六次出现“龙”字,历代学者大多数解释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解字》);“喻阳气及圣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对有关爻辞的解释也大同小异。可是,近年来,李镜池在所著《周易通义》一书,赵天吏在《说龙》(《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却提出了:“龙,龙星。”“龙之为物,果何指乎?曰:指天雷电之形象也。”并对《乾》卦爻辞作出了新的解释。两说虽冲破传统,别出新意,但未免失之主观偏颇,恐不符合爻辞本意。为此,特将“龙”及《乾》卦爻辞考释于下,以资商榷。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关于《易》之理、源、流的一种文化阐释

关于《易》的文化研究众说纷组，但多以人文文化角度立论。该文则从宇宙、自然出发，考察了《易》中所包含的“理”，然后再从大文化的各个方面探索其发源和流向。进而证明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原始根源悉出于《易》的影响。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理一分殊”释义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之一.在思考世界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以及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诸问题时,其论旨与《易·睽卦》昭示的“同异”辩证性以及《论语》所谓的“一贯”之道,均有某种延续性或者重叠感.更重要的是,宋儒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根据问题,开启了一种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特别是程颐藉着对《西铭》的诠解,讲出了儒家道德宇宙本体论和人生价值根源论的关键所在,用“理一分殊”的道理较好地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了较有说服力的宇宙论依据和本体论证明.后续的理学家们,继续阐证和发挥“理一分殊”的义旨,扩大了此一问题的论域,也深化了其理论的内涵,其中尤以罗钦顺、陆世仪二人为著.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罗罗”论 ——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

“罗罗”原意龙虎,是一个美好的语汇。彝族族源是多元的,元代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族源另一元的成立。元 代开始,罗罗成为彝族先民的概称。用大量文献史料,从“罗罗摩”到“罗罗斯宣慰司”的追溯中,论述了彝族族源的形成与发展 的过程,提出了彝族族源的多元论以及罗罗为彝族先民的改称,并分析了“罗罗”的文化内涵。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论苏辙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文坛,苏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苏辙赋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的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赋的横放飘逸有别.他的赋善于铺排描写,尤其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灵的闲适超然.对待辞赋传统,苏辙继承的一面要多于苏轼.苏辙的四言赋相当有特色.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     

论《周易》的阳刚之美

《周易》思想和其揭示的道理 ,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在通过卦、爻、彖、象揭示道理的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内涵。在古代美学的审美范畴中 ,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中和之美等等 ,无一不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找到各自的根本。《乾》卦之阳刚 ,无论从自身卦、爻、彖、象 ,还是从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美学中都能找出由它衍发出的阳刚之美的例证。研究阳刚之美 ,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它不仅对文学艺术和美学有作用 ,更对人的言行、情志和道德情操有作用 ,对社会乃至国家都是有益的 ,《大象》“乾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几千年来都作为炎黄子孙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 ,六爻“龙”象之龙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阳刚之美 ,实在是内容和形式、天人合一的头等大美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芙蓉”与“水”——浅析李白与苏轼诗歌的“自然”审美品格

李白与苏轼具有相似的性灵与气质,故其皆追求“自然”的审美风格。然李白之“自然”是由其浓烈饱满之情凝聚而成,是“清水出芙蓉”,具有朝气、生命之美;苏轼之“自然”乃“虽物赋形之流水”,蕴含了旷达、超然的生命智慧,充满知性理趣,具有澄澈空明、平淡流转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