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代的军事祭祀

商代的军事祭祀类型众多,仪式繁复,贯穿于战争始末。商代军事祭祀活动已由较早的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并把祖先神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以此,对祖先神的祭祀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时期,而上帝和自然神,并没有成为军祭的对象。商人对于神灵的崇拜以及军祭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都说明商代战争是深具宗教意义的战争,神灵在军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试析商代的宗庙制度及其政治功用

在商代，宗庙作为人们祭祀祖先神灵的神圣场所，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宗教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商王室进行某些政治活动的重要地方。人们在宗庙里所进行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从这种祭祀活动的宗教意识中演绎出来的宗庙制度，构成了巩固商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制度。宗庙制度的一个很...     

论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是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新干青铜器在造型上既重视功能,又栩栩如生,有组合创生的特点。在纹饰上,兽面纹中虎面纹体现了吴城文化特征,燕尾纹和鱼纹多简省变形,因而具有表现力,象征意味浓郁,其线形纹饰对青铜器的体块特质互补,其总体风格有更多的地域特色。     

秦始皇的神仙思想与秦之速亡

本文就秦始皇的神仙思想作一点肤浅的考察和分析。无非是刍尧之见，清史学界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教。神仙思想和“灵魂不灭”是联系在一起的。古人以为人死后躯体消灭了，“灵魂”则上升于天，成为神或为鬼。神有超自然的力量，能祸福于人，所以人们对它又敬又爱。唯其如此，在社会上出现了阶级以后，统治阶级便利用人们这种迷信心理，为自己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合法性”找借口。商的奴隶主就谎称上帝——天上最高的神，是他们的祖先，“帝立于生商”①；商武王伐纣，也是打的“恭行天之罚”②的旗号，都自称自己是上帝派到下界来统治…     

秦代宗教之历程——原始帝神在秦代的复归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殷商帝神崇拜的热潮渐次销寂以后,周代文化中人的主题作为历史的淀积与哲学化的产物,经两周特别是战国社会的动荡筛选以后,已日趋明朗。所谓人的主题,自然与欧洲人文时代的人的主题扦格不入。这是一种在礼制规定下以牺牲人的本性为代价而产生的特殊人——祖。姬周代商,神、祖随之易替。原始宗教的内容也由对超自然的信仰对象转而变成超部族血缘界限的信仰对象。周亡秦兴,合理的逻辑进程应是这种畸形变种的人文主题——祖先崇拜在秦宗教中进一步深化弘扬。但是没有,即便在周、秦代际叠合的百余年间也没有!相反,在秦获得独立的国格以后,虽然正处于六国以祭祀祖先为主     

关于商代称谓的几个问题

商代称谓除亲称、日名、区别字外，还有尊称，如帝、王、示、宗。多公是王室近亲，在世时称多君，卜辞中的公有时与商先王名号相联。新祖辛的称谓当指最后一位称为祖辛的商先王。商人尊崇的大自然神中还有上子、西子、东子和血子。     

从殷周关系看姜嫄弃子神话

武王克商之前,周是殷商的属国,并且尊奉、祭祀殷商的上帝和祖先神.周族史诗<生民>中的"帝"是引自殷商部族.帝的部族神身份,是其"不宁"、"不康禋祀"和姜螈弃子的根本原因.后稷得到各种动物的庇护,种植庄稼,敬事上帝,并获得了帝的认可.这一考验过程与周族发展农业、为殷商西伯的历史事实极其相似.姜嫄弃子传说,是早期殷周关系的生动体现.     

“秦赵同祖”析

过去常听到“秦赵同祖”的话,查阅史记,觉得此说有据。依照《史记》“本纪”诸篇的记载:夏的祖先鲧,商的祖先契,周的祖先弃,秦的祖先伯益,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在氏族和部落形成的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只是由部落往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据记载,在虞帝舜时,鲧的儿子禹治水,功劳卓著;商的祖先契为司徒,“百姓亲和”;周的祖先弃“主稷,百谷时茂”。这三人都成为舜帝的贤臣。而     

论后羿射日神话的产生与演变

后羿射日神话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从史前时代到夏、商、周、汉这一漫长的时期,融入了宗教、政治、伦理因素。在商代以前,羿本是神话时代帝俊神系中的英雄射手;战国时期,屈原将远古之羿与夏有穷之羿合而为一,给后羿蒙上了荒淫的恶名,为后代演化的后羿悲惨结局埋下了种子;秦汉之际嫦娥奔月故事的出现,丰富了后羿神话传说的内容,也使后羿悲剧的原因有了政治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至后代,在民问,后羿神话被再创造,人民心目中的后羿仍然是至高至大的英雄形象。     

论宗教的调适功能

<正>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纳指出:“否定世界和肯定世界这两倾向在张力下的共存,也许是每一种宗教的本质。”这话颇有见地。所谓“否定世界”是指宗教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所谓“肯定世界”是指宗教又植根于现实世俗世界之中。神与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和人与此岸世界的现实性构成宗教的基本命题。正是在解决这一命题中产生了宗教的调适功能。 一、调适是宗教产生的功能性根源 事物的实质性定义揭示现象是什么,而功能性定义则把注意力放在现象会做什么之上。从宗教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调适就是宗教与生俱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那么,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神,然后又拜倒在神的脚下,虔诚地敬拜神呢?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作了许多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解释,恐怕都不能回避人与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才需要创造一个神呢?一般说来,是在人还不能驾驭自然、社会的时候。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     

商代的巫与巫术

殷商是神权强盛的时代。殷人和“神”打交道,主要靠贞卜和蓍筮。除了和“神”联系之外,殷人还要和“鬼”打交道。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鬼”,指的是旱魃、魍魉之类的给社会带来危害的厉鬼,井不包括祖先在内,因为在殷人看来,祖先是进入神灵世界者,并不步入厉鬼的区域。殷人驱附除厉鬼,主要靠巫术。施行巫术单靠人力不行,还得神灵佑助,所以说驱除厉鬼与眼神联系又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件事。殷人跟神联系,要有贞卜记录,以示对于神灵的忠诚,故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卜辞资料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然而,殷人施行巫术,则没有多少记录,因为并不需要向“鬼”汇报什么,因此后人对商代的巫和巫术知道甚少。今不揣浅陋,勾稽一些相关资料,试图对商代的巫与巫术的某些情况进行探讨,以求引玉之效。     

萨满教的灵魂观念

“一切宗教的信仰，皆因灵魂观念而起，一切宗教的神灵，皆为灵魂观念所化，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端于原始人对于生死、梦幻等生理一心理现象不可避免的无知。”~①按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的看法，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泰勒认为，原始人根据睡眠、出神、疾病、死亡、梦幻等生理心理现象的观察，推论出与身体不同的灵魂观念，然后把灵魂观念应用于万物，产生了万物有灵论；应用于死去的祖先，产生了祖先崇拜与纯粹神灵观念；应用于非生命的自然物，产生了自然神和自然崇拜；以后发展为种类神崇拜和多神教、至上…     

殷墟卜辞中的“祝”

“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巫术活动。根据商代卜辞的记载,商王曾祝于宗庙,祭祀自然神时有“册祝”的形式,有些祝祈是为了消除灾祸。     

大荒为何?——《山海经》中的神界

神界在天上或高山之巅,已成为一种共识。但中国古代的神界并非一直如此。《山海经》中的神界在四海之外的大荒中:大荒是众神居住之地,是日月出生和出入之地,还是大海的最终归宿,虽有不死国和不死药,重点却是创世。因而作为神界的大荒,是世界中心和起点,在构建世界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出神与人水平的远近关系。神界后来逐渐升至天上,神与人也逐渐变为垂直的上下关系,难以往来,而独特的海中仙岛越来越成为世人向往的神国仙乡。     

清华简《系年》与少暤“西迁”之谜

传世文献记载,少暤氏以鸟纪官,在东夷建立了“鸟”的王国;少皡主西方,为金天氏,是白帝之子,元典提供的信息已经无法解释少暤的身份之谜.清华简《系年》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真相.奄(商奄)是少暤的后裔.周初成王“践奄”,将其中一部奄人西迁到甘陕的汧渭之间,西迁的奄人就是赢秦的祖先.秦襄公始为诸侯,郊祀先祖少暤,称之为白帝.从此,少暤由东方民族的始祖神一跃成为西方的主宰神,即由东夷古帝演变成五行帝的西方白帝.     

从神话传说看徐国的族源与迁移

徐国之族源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东方大神帝俊,帝俊也可称为后代东夷部族共同的祖先神。后来帝俊部落联盟发生分化,各个氏族独立发展,并向四方迁徙。其中仍居于山东一带的太皞和后来的少昊部族得以壮大,少昊之后大业有子曰伯益在舜时因有大功而赐为嬴姓,而徐国(徐氏)正是其中的一支。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徐人在商代本居于山东南部曲阜附近,曲阜以东和以南龟、蒙、凫、峄四山一带都是以徐人为首的东夷各部的活动地。西周初年在鲁人的打击下,被迫南迁至淮河两岸。徐国在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     

天神信仰与黄帝

先秦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华夏诸国信仰的至上神“天”,原本是周人远古始祖之名。天鼋是天族分支的族号而不是人名,周人祖先是天而非天鼋(轩辕)。西周建国之初武王为天所上尊号黄帝,后被讹传为轩辕之号。之所以周王称为“天子”,周人在立国之前一直祭祀天而不是帝喾或天鼋,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天之后代。周人最先借用表示其祖先意义的“天”字来代指同音的天空之“天”。在世代文化传承的历程中,天神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其内涵由祖先偷换为自然之天,人天关系也由有亲变为无亲。至西汉董仲舒使天人重新有亲,已经不同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而是兼哲学和神学意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华夏天神信仰原本是祖先崇拜,不是自然崇拜,更与观念神无涉。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探讨,如果能从原初的人祖阶段开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四象三圈:中国古代美的基本形态和内部结构

中国古代美是中国特殊历史文化的产物,上古宗教中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特殊联系及其向至上神的发展,折射着中国古代人特殊的心灵状态和理性化的轨迹,同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生成方式。“四象三圈”就是对这个以原始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古代美的概括;通过对“四象三圈”的解析,或许可以为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