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历史题材小说的道德抉择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与道德的艺术性思考中,许多历史小说作家采用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视角,从文化的高度观照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历史画卷,塑造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在近20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所谓“零度情感”的叙述姿态和对大量丑恶社会现象的描写。这类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必须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使全面进入市场社会,作家仍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家的社会良心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时时顾及的。     

历史·现实与精神探寻──90年代长篇小说论析

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文学跨世纪的显眼轨迹。历史叙事的三种姿态和意向结构,是民族从昨天到今天寻找文明秩序的心灵迹象;现实叙事的两种风格,是作家对现实与生存认知和思考的艺术再现;精神性叙事的对立性主题,则表达了世纪末期重建家园的不同情怀。它们联系着世纪之交的种种精神取向。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革命历史的“现在性组织”——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现在性组织”。这种“组织”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讲述对象,另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需要来描述历史场景。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正是通过这种“以果溯因”的现在性组织来为新中国现实存在确立合法性依据。     

日本历史小说巨匠海音寺潮五郎的中国题材

日本现代历史小说大家海音寺潮五郎,在中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也颇有创获。他的长篇小说《蒙古来了》是表现13世纪中日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具有广阔世界视野的大作;以中国古代史为题材的短篇集《中国妖艳传》和《中国英杰传》,表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在1960年代日本社会流行的“孙子热”中应运而生的长篇小说《孙子》,却不逐时流,表现了宁静致远、激流永退的人生追求,从求诸于内、自我修养角度把握了孙子及中国兵法的精髓。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叙述范式的转型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蔚为壮观,其叙述范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型:如从诗化的历史叙述转型为历史的诗化叙述,从故事化叙述转型为生活化叙述,从传统的民族史叙述转型为家族史、个人史的叙述等等,但历史的主体是人,对人的关怀应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形态和最后的归宿所在.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

我国中学教师“教教科书”的思维定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义务教育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没有考虑这一国情,在编写上结论性的内容叙述仍较多,缺乏足够的材料供学生分析、理解历史问题,不利于“历史课程标准”目标的实现。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应以利于实现“课程标准”要求为依据,减少结论性内容的叙述,选择范例性的主题内容,增加研究材料,激发学生的历史思维与创新思维,形成历史意识,促进教师的教学改革。     

乡村生活与社会历史叙事的紧密缝合——评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

在乡土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对接中,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对1960-199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行了颇具现代内涵深度的审视.在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里,乡土是丰富的社会历史存在.他是要从乡土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是从时代沧桑中发掘乡土的“常”与“变”.通过对乡土的多重性观照,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块更加真实、鲜活然而也伴随着深重现实苦难的中国乡村大地.     

论铁凝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作为新时期的一位代表性女作家,走向历史是铁凝在转型时期选择的策略.她在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和《笨花》中,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角度阐释女性的历史命运.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情态解构历史,同时还原和建构女性历史.她采用女性的言说姿态,体现出女性历史叙事的主体性,描绘了女性视角下独特的历史风景,率先完成了女性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双重主体价值的建构,为思考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角度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论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考察,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从四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首先,“汉唐明清”的“盛世叙事”,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叙述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次,民族融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面貌得到再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第三,“汉唐明清”由衰转盛的变革历史书写契合了民族国家改革话题,表达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致的精神向度;最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自身的工具性,导致它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趋同之处,晨现出一种“现世关怀”情结。     

从90年代以来"历史文学"研究看"非主流"的经典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对所谓"正统"历史题材小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的话语权、话语策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90年代以来批评界的某些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图景的某一侧面,这将对今后的文学史写作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