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的法律信仰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言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的缺失,是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障碍之一。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法律信仰理论争鸣与中国法律史学教研旨趣转捩

美国理论法学家伯尔曼曾断言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危机,并认为这场危机的触发原因及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该论点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法律信仰理论争鸣的滥觞.由于法律史学的研究主旨总伴随时代主题的变更而推演,故此,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势必引起法律史学研究主旨的再次更迭——即从单纯的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兼及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转变.其间,从所习见的法文化传统中发掘法律的权威性、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以及厘定传统论点的误区等,均为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手段,亦为当下时局对法律史学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在哪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信仰”教育探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旨在通过道德和法律“路径”,使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师教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终极导向,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努力突出法律的权威性,而不是构建“法律信仰”.就个人而言,并不存在“多元化信仰”,法律信仰是基于西方宗教语境下的命题,在我国并没有其适用的现实土壤.当代大学生应以马克思主...     

中国法律信仰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

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内驱力。而现在 ,公众法律信仰的虚无已日益突显。“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因此 ,要想把法治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必须努力去寻找法律信仰的制约因素。     

“本质”的透视——海德格尔与实存主义的殊异考辨

实存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实存先于本质”,这一命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形而上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通过演绎和归纳,对“本质”进行了看似不同的思考;但是对他们来说,“本质”都必须依附于最高存在者,因此理性形而上学实际是一种神学式的信仰。通过把名词性的“本质”还原到动词性的“本质的本质性”,海德格尔提醒被形而上学以名词性存在者遮蔽的动词性存在,提醒人们关注“存在论差异”,因而把形而上学带到边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能够被信仰吗?

"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教授本义的误解。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倡导"法律信仰"会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从理论上把中国法治建设引入误区。     

道德法律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水平整体滑坡的现状 ,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应对策略。这种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 ,在逻辑前提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漏洞。从事实层面上看 ,“道德法律化”是一个虚假命题 ,是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 ;从价值层面上看 ,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 ,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     

解读"道法自然"的宗教学内涵

老子的“道法自然”命题内涵有至上神的非人格化、多元化和动态化趋向,这有助于破除对人格化一元神论的迷信,避免狭隘和偏执,有化解宗教冲突以及社会冲突的作用,它对于解释神与恶的共存的矛盾也是有力的;同时,这一命题反映了老子宗教价值观的人文化取向,理性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色,宗教理性观要求正确区分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反对迷信事物;这一命题也反映了信仰道德化取向,这是老子学说能够积极参与到现世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瞿秋白提出的＂历史的工具＂论这一命题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章陆续发表。从这一命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价值看,显然还有待深化研究。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最初是一项行政法原则,但根据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包括“职权宪定”的要求,所以,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适用“职权法定”原则.依据“职权宪定”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要求,全国人大也不得随意越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可以行使的包括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职权.鉴于“司法职权”的概念已经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政策熟语,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加以体现,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及早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将“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职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以确保“职权宪定”原则得到彻底的遵循.     

哈特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及其问题

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语言的开放结构为工具,通过质疑“逻辑贬抑论”、“规则怀疑论”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法律不确定性”命题进行挞伐;二是以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的二分工具对现实主义法学的“预测模式”进行诘难。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法律不确定性”命题的批判并没有说出比现实主义者更新的内容,并且未曾或故意忽略了该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旨趣和适用范围。对“预测模式”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不同理论立场的“误读”,即要求一种司法面向的法理学去承担本体论上的任务。     

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不禁止P’等于‘允许P”’不能证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涉及的是全部行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许P”’只涉及部分行为（P），非P中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必然不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许的。     

解蔽“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由“德性即知识”和“德性可教”两个命题所构成，围绕这两个命题存在着长期误解和以讹传讹现象。“德性即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而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转述而由后人“过度诠释”的“假命题”：“德性可教”不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原本观点是“德性不可教”。     

辨析“沉默的螺旋”

人们的沉默现象被受到普遍关注。文章对新闻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作了辨析，认为它不是一条铁的定律，并指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应制造沉默，更不要让沉默深化，教的成功不能以爱的沉默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