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叙事技巧,大多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且部分地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与所讲述的故事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者干预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与理解故事和人物。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文学文本叙事空白的表述机制

叙事交流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现象:故事世界中发生过的某些事件在文本中没有通过相应的文本来叙述,但叙事接收者却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也就是说,叙述者采用了某些特殊方式将这些事件传达出来,这种传达方式可以称为叙事空白的表述。这些表述方式包括:以少总多法、因果互显法和主副相生法。叙事空白的表述机制是叙事交流中缺席了的文本的"在场方式",是一种"不写之写"。叙述者通过三种特定的表述方式来传达文本中没有叙述出来的事件以实现叙事交流的意图。     

论《阿Q正传》的叙述者与读者建构

《阿Q正传》的以往研究主要集中讨论鲁迅如何通过该作品描绘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阿Q个性特点分析等。本文关注的重点有二:其一,借助西方经典叙事学的"叙事"、"叙述者"概念,分析作品中叙述者的身份、功能及参与叙事程度,阐述鲁迅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手法确立该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其二,本文依据修辞性叙事理论中的读者建构理论,探讨处于特定场合、特定语境下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论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以实现对该作品叙事策略较为深入的解读。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视角·结构·策略——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的承袭与嬗变

自1979年发表《鬼作家》到2007年出版《退场的鬼魂》,菲利普·罗斯的叙事技巧既有承袭也有嬗变:虽然在叙事视角上都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内聚焦",但视角与声音的相异或一致凸显叙事的稚嫩或成熟;虽然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框架式,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却有简单和复杂之别;虽然在叙事策略上都采用虚实相间的后现代小说艺术手法,但就叙述者与作者、叙述本身、叙述文本中主人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界线而言,《退场的鬼魂》比《鬼作家》的叙述更复杂、更娴熟.从视角、结构、策略三个维度看,《退场的鬼魂》承袭前作叙事主体、文本语境与叙事风格,含而不露地生成兼具文本间性的独异性,其充满叙事性想象的小说文本为"祖克曼系列小说"画上完美的句点,可视为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叙事艺术技巧上的扛鼎之作.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意境叙述:中国古典戏剧民族化叙事策略

意境叙述是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学叙述民族特质的叙述策略。中国古典戏剧因其较强的抒情性和写意性而更鲜明地呈现着意境叙述"事因意用、意溢事外"的特征。古典戏剧意境叙述策略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曲白及辅助性的表演提示文字组构而成的有别于本色化的表意故事形态;角色担当的双重身份(自身与作者)全知叙述者的表意叙事功能;"随意而赋形"的叙事时间与空间调控手段。古典戏剧意境叙述策略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叙事化、审美化体现。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探析

作为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越来越受到中外论者的关注和推崇。本文试图从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伦理取位等三个维度,来综合考察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在叙事聚焦这一论题上,费伦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在驳斥西蒙·查特曼、杰拉德·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无法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可能性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现象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为叙事聚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是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问题了。本文通过剖析《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认为前者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作者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使其在纪实文体中难以具有合法性;后者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及其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既使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契合报告文学文体张扬作家"自我",凸显反思理性,赢取诗性特质的内在要求。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干预与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叙述者均可对所讲述的故事与话语进行干预。叙述者干预不属于纯粹的形式层面,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干预,都与叙述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本文探讨了对话语与故事层面的各种叙述者干预,其与叙述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意义构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试论爱伦·坡短篇小说中的非自然叙述

美国当代叙事学领军人物扬·阿尔贝等学者以"自然叙事"为原型和"超越摹仿"为导向,详实地论证了小说中非自然叙述的存在。通过细读美国19世纪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本,可看出爱伦·坡小说中问题化的事件、人物和时间展呈了众多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一些故事中的叙述者甚至不惜采用极端的叙述行为和阻碍读者建构自然的心理框架,既实现了精心策划的叙述效果又为小说增添了非自然叙述色彩。     

试论《呼啸山庄》叙事方式的创新

《呼啸山庄》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奇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叙事方式的开拓性艺术创新。其一,它大胆借鉴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模式,在欧洲传统框架式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多个叙述者叙述相同故事域的叙事结构;其次,在欧洲小说叙述视角的演变历程中,首创了欧洲小说旁观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论人物视角在古典小说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叙述视角是小说叙事技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叙事视角的选择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审美效果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叙述视角,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即是作品叙述故事、观察世界时所选择的角度.选择这一角度实际上首先是选择人这个点,即观察者的视点.谁是观察者决定了叙事的角度.在小说中承担观察者角色的大致有三种,叙述者、人物以及假想读者(作者在作品中设置的读者),而前两种是最为常见的叙述视角.中国古典小说从其总体框架来看,是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叙述者的视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往往掩盖了人物视角的重要性,使人忽略了人物视角的重要意义.当我们仔细阅读作品时,就会发现人物视角是叙述者叙述故事时的重要手段和表现方法,人物视角在古典小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试就其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功能及其实现的审美意义加以探讨.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