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施蛰存对《现代》杂志的编辑策略——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市场病态繁荣,激烈竞争中,施蛰存主编的大型纯文学杂志《现代》脱颖而出,一度辉煌。这归功于施蛰存成功的编辑策略:一、编辑方针兼容并蓄,坚持中间路线,刊发不同政治倾向、艺术方法与创作风格的文学作品,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二、编辑意识积极灵活,根据市场需求和读者反馈,及时多样地调整刊物的出版形式以开拓销路;三、编辑倾向趋时求新,将现代派和左翼文学并置以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等。本文试以日本文学的影响和译介为例进行说明。     

小说家施蛰存对戏剧的关注和贡献

小说家施蛰存是戏剧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剧本,但他的外国独幕剧翻译和<外国独幕剧选>的编译出版,对中国现代戏剧是有贡献的,对新时期的现代派戏剧是有着启发和示范作用的,他的现代思想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     

论施蛰存都市小说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一方面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性爱与文明相悖的基本命题，揭示性爱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变态或精神分裂；一方面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忧郁以及在强大生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无意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走在了同一轨道上、并表现了与其相应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在“百花时代”

1956年前后, 久不动笔的著名作家施蛰存在<文汇报>发表了多篇杂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56年发表的<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和1957年发表的<才与德>等.这一现象与"百花时代"的政治空气有关,更是施蛰存不平则鸣的担当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具体体现.     

高晓声小说中的现代意识论

对于高晓声的评论,一般认为他是描写当代农村的高手,又或是继承了鲁迅批判社会的笔触.不过如果纵观高晓声的全部作品,就显得不够中肯.其实高晓声的小说根据其迥异的风格可略分为两类:除<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这些典型现实主义小说外,他还创作了具有<山中>、<鱼钩>、 <绳子>、 <钱包>、<飞磨>、 <心监>等现代意识的小说,这部分的小说才是他文艺理想的真正的体现,而这恰恰是高晓声小说研究者一直忽略或语焉不详的部分.正是因为这份现代意识,高晓声的小说才会从写实描写农村的生活转而描写人物,从描写人物转向深入人物灵魂和处境,故他不仅农村小说卓有成就,而且还写出了一系列呈现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这篇论文试图从他的文艺思想和作品来研究他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意识.     

论《现代》杂志的编辑理念与文学实践

《现代》是三十年代颇负盛名、并对后来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一份纯文学杂志,本文从编者的编辑理念、实际操作及与读者互动中编者不偏不倚的立场入手,着重于阐述了编者施蛰存先生,对杂志采取的政治上中立,采稿风格上多元并存、百家争鸣的编辑态度与实践,分析了《现代》杂志取得成功的原因与背景。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都市的"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都市审美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工商经济的发展深刻的影响了文学审美方式的转变.以戴望舒、施蛰存、徐迟、艾青、路易士、金克木、玲君、陈江帆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用敏感和触角捕捉都市的新感觉,以全新的形式描写都市的新景观,他们式赞美都市的机械文明,或描写都市的日常生活,或表现都市人的精神面貌,在开放多元的现代生活和都市文化中传出复杂的"现代情绪".     

施蛰存的三篇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不同,施蛰存并不重视现代都市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的外部物质空间的描绘,他更多地深入到现代都市各种人群特别是每个阶层的小人物的内心中去进行精神空间的发掘.在《雾》、《梅雨之夕》、《薄暮的舞女》三篇小说中,施蛰存巧妙地利用火车、名片、电话等各种现代道具,一方面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微妙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习惯,一方面表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内涵在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何种变化,并对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进行了诸多探索.     

读《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

由王杰恩主编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集中从理论上向人们展现了现代职教世界的发展前景.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建构——以两部语法著作为中心

语法是现代民族共同语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学描述、解释、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可以为运用此语言的共同体成员树立依循的标准。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精华,从胡适对国语文法学的呼唤,到第一部现代国语文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再到全部以新文学作品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文学通过文学书写试验、锤炼白话,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提升,同时,国语语法著作中的新文学作品通过语法教育为更多的人熟知、模仿。通过勾勒现代文学在国语文法著作中的面影,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呈现现代文学对国语建构的历史作用。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思想层面上说 ,现代汉语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在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其基本类型。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浪漫·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

城市尤其是上海形象在李欧梵学术视野中的凸显,映现出他复杂的文化现代性立场。《上海摩登》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李欧梵从分析老上海物质文化入手,重绘老上海文化地图;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上”现代作家加以分析,着重揭示其作品的“浪漫”“颓废”信息与“阴柔”气象,由此展现现代生活变化的本质。李欧梵意在呈现浪漫主义及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曲折之旅,从都市文化批判中描绘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性错位与冲突。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趋新与返古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