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则剧"考

“则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戏剧 ,事实上 ,“则剧”也每每与娱乐相关 ,虽然如此 ,“则剧”与杂剧仍然有本质的差别。“则剧”的基本义项是 :戏耍、戏具、戏术等 ,这些义项皆源导于“则剧”最初的含义 :作剧。“则”即“作” ;“剧”即戏耍     

"祝颂"言语行为的汉英对比

汉英“祝颂”言语行为及“祝颂语”在词汇、句法、语体、语境、话语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共性与差异。实施“祝颂”言语行为时常出现“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其根源在于文化差异 ,即英美文化的基督教信仰、个体主义、自我价值和汉文化的贬己尊人等传统观念之间的差异。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归宁父母"与"归宁"制度考略

《诗经》训诂中的悬案较多 ,《诗经·葛覃》三章中的“归宁父母”即其一例 ,历来解经者对此众说纷呈而难衷一是。在这诸多治经者中当以清代的陈奂、马瑞辰的观点最有说服力 :“归”即指女子出嫁 ,“宁”谓使父母安心 ,“无父母诒罹”。笔者通过对文本深入挖掘 ,分析了毛苌、郑玄、朱熹、孔颖达等对“归宁父母”的理解 ,探析了形成错误的根源 ,也对“归宁”制度做了一番历史的考察。     

"句吴"名义考释

周代立国于江南的姬姓吴国,被称为“荆蛮句(勾)吴”、“夷蛮之吴”,句吴即吴。吴人语言是“夷语”、“夷言”。他们的“夷语”言吴成“句吴”。古代吴、虞等字同声相通,铜器铭文句吴作“句吾攵”、“攻吴”或“攻■”、“工■”等。吴国开国君主吴太伯自号的句吴,即其父周太王亶父所封的东吴。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到吴王夫差自言吴为句吴,就是他们的吴人方俗语言把“吴”说成“句吴”。这“句吴”的“句”和铜铭“攻吾攵”、“工■”的“攻(工)”,是吴人言“吴”的发声,正如汉唐以来古代学者解释的“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句吴即吴,是国号,也是地名。吴取名于“天虞之山”即大吴山,含义为大。“太伯之封在西吴”和句吴的吴义“即鱼”、句吴是“句族为吴所并”以后的命名、句吴是“文身”之意等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对"意义"与"当下语言"的再体会

“意义”和“当下语言”都不是自明的概念。“意义”不是事物和人的自然状态,“意义”在历史中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意义”往往是一种“当下语言”,将能用“当下语言”诉说的东西建构为“意义”。“当下语言”即被当下通约为可交流性的语言状态,因而对于“意义”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在当下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中,人文科学、文学、哲学、语言等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塑造时代之“道”的作用。     

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与中国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西书 ,厘定的一批译词具有文化转型意义 ,如以“脑囊”取代“心”为意识及记忆器官的专名 ;将古典疑问数词改造成数学核心术语“几何” ;通过“地球”一词反映“地圆说” ,以救正传统的“天圆地方说” ;确认“契丹”即“中国” ,改变了西方人中世纪以来模糊的远东地理观念     

释"帝"

“帝”有“天子”即最高人主阶位之尊。帝字本象以水滴注束木（母）形,为殷人致雨“令雨”之巫术。“周因於殷礼”又“有损益”,乃改帝为谛,改水滴束木为束茅缩酒灌地降神之灌裸裸枪辛勺等诸礼仪式。又改帝为天父称号“皇天上帝”之帝,至秦而后,又为人主皇帝之帝。故,在家天下的社会体系中,天子直系嗣君为嫡,其姓为“国家”之“国姓”,其他庶姓即众姓百姓,皆为天子之“子民”。因之,在宗法制社会中的至上者号皇帝即祖宗。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比中国翻译史上两位杰出人物鲁迅、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身处相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大相径庭,这表明翻译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作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蒯因不确定性论题解读

蒯因（W．V．Quine）提出的不确定性论题是一个有关语言哲学的认识论命题,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通过探讨翻译不确定性的直接原因和隐性原因以及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关联性,可知蒯因不确定性论题对当代译界有一定的启示：翻译标准是多元的、模糊的,翻译过程是不确定的,翻译理论与策略是多变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看待翻译实践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各种矛盾,并重新审视不同风格和水平的译作。     

中国近现代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的演进初探

作为一个大翻译家,严复有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同为大翻译家的鲁迅与傅雷也是如此.从严复、鲁迅到傅雷,翻译理念与翻译策略有了显著的演进.严复标举"信达雅";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傅雷则追求"神似"的"化境".近现代中国这一系列翻译理念与翻译策略的变革都是由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     

翻译中的概念融合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中的两种最基本的方法。直译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对应,而意译则强调“精神实质”的一致性。概念融合理论是近年来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由Fauconnie和Tume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是一种意义构建理论,其基本思想是：概念融合在自然语言的意义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把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融合理论运用到翻译中来,强调真正好的翻译者应该懂得在翻译工作中如何有效地运用概念融合理论,把翻译做到尽善尽美。     

解构主义范式下的翻译学研究：启示与反思

翻译理论范式研究是口笔译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翻译学科构建的框架和基础。本研究立足翻译学科的解构主义多元化研究现状,分析解构主义译论从文化视角入手的跨学科研究模式所带给翻译学科的启示,探讨它对翻译过程的忽略而导致翻译本体的丧失所带来的反思,指出不同研究范式应从交锋走向交融,以期对解构之后亟待建构的翻译学研究作出有益探讨。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从关联翻译理论看儿童文学的翻译——《夏洛的网》汉译本个案研究

运用关联翻译理论,比较了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的两个汉译本,探索了翻译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关联翻译理论带给儿童文学翻译很多启示。首先,译者需要寻求最佳关联性,生成符合译语规范的、通顺的译文;其次,要考虑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认知环境不同,进行创造性叛逆;最后,译者需要忠实传递作者的意图,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多的语境效果。     

论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

作为文本间的语际转换,传统上的翻译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枝。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的兴起,这种语言学的翻译观发生了巨大改变。翻译被看作是对原文的改写,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许多翻译理论家开始采用描写的方法,关注影响整个翻译过程的各种权力关系。通过描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文章试图从翻译主体的转换、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这三个方面来揭示翻译的政治——影响翻译的各种权力关系。     

品牌名称的翻译及影响因素

品牌名称是代表商品的符号,具有自己的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进出口日益增多,商品名称的翻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品牌名称的翻译不仅考察译者的语言文字处理能力,还涉及到文化、营销学、心理学和美学等因素。通过列举分析许多优秀品牌名称及文字商标的译名,可从中总结归纳品牌名称翻译的基本方法,分析“零翻译”在品牌名称翻译中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可探寻影响品牌名称翻译的文化、美学及人们的心理等因素。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