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我"观的批判与重建——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困境的一种考察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自由主义,其独特的"自我"观念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石.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原则,将自我界定为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存在者,确立了个体优先性原则,进而为个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对"自我"作了片面化处理,使自我变得与自然、他者和社会相对立,成为了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存在者.实际上,正如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所指出的那样,自我的存在需要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自我的发展需要依赖特定的叙事框架和社会环境.     

思考的个体、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一个整合视角的审视

"个体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个体",已成社会学共同体理解社会行为习惯性所忽略的议题。不过,既有文献仍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对个体思考能力的渊源进行了解释,即"生活本能成就现实思考的我""游戏过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以及"生命历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虽然关于"思考的我"认知表述维度有所差异,但它们还是关注到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存在的自我分割性张力,即个体在思考能力的内在约束之下,不再仅仅生活在属于自我的世界里,与此同时还生活在与身边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之中。通过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们在面向互动个体数量变化的认知过程中需要留意特定行为的空间约束限制;此外,个体面向现实生活时,也会存在认识局部社会情境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形态问题。其实"思考的个体"并不是社会生活孤立的个体,他不仅仅需要与身边的人打交道,还需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自我所置身的社会情境形态。个体只有先认清自我且拓展到互动的他人,进而延伸到现实的社会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成长为一名兼具能动特性的社会人。简而言之,将密切关联的"自我、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整合起来考虑,能为理解社会行为所忽略的"思考的我"提供一种联结视角。     

马克思的自我认同观与现时代

本文围绕马克思的自我认同观,考察了自我意识的个体发生及其现代文化的主体性转向、自我认同与社会承认、人的尊严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现实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强调通过社会关系来实现(而不是建构)自我这一马克思的本真性理想,以此提示马克思人学的现代性。     

自我认同危机与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

理解社交网络这一自我与他人互动的重要场所要追溯到现时代的自我认同危机:外在结构的瓦解使个体失去了可以认同的固定的有意义的自我,人们只好反求诸己,通过自我宣称以及他人对此的承认来建立自我认同。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他人回应的互动方式,为当代人重获自我认同提供了可能。但是,个体在社交网络中所呈现的自我只是运用"对观监视"社会中"少数人"所提供的配件进行的自助式拼贴,而赞也只是一个抽空了情感与意义的社交礼仪和安全高效地处理互动关系的简化机制,结果是用户们在这一肤浅的、缺乏情感投入的联系中一起孤独,自我认同的焦虑进一步加深。     

马克思哲学观的自我转变及其阶段性

马克思以对社会现实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和考究为前提,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自我变革,其转变与扬弃具有阶段性,经历了从唯心主义→浪漫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渐变过程。马克思哲学观自我转变、自我扬弃的具体过程及其逻辑演进具有客观性,揭示其客观性有利于准确、全面和深度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在风险社会中重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工业社会因自我意识的生成而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分化,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交往中建立起了由承认关系与竞争关系编织起来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自我处于中心地位,他人只是自我的工具,是自我用以实现其自在的路径.事实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结构化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了,并被复制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工业社会中,他人是自我的风险源,而自我通过中心-边缘结构又总是能够成功地把风险转嫁给他人,从而维护自我的中心地位.然而,社会风险的增加却使中心-边缘结构的转嫁风险功能陷入了全面失效的局面,自我与他人也因此而被卷入了风险社会之中.风险社会的出现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提出了重塑的要求,要走出风险社会,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共在结构.     

论人才的自我开发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中国化应用为视角,提出人才的"自开发"哲学观点并作了初步思考。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前提,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最高价值体现,也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所在。每个人既是人类的组成部分,具有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中,人人皆可成才,在成才的过程中,要培养自我开发思想,自觉地激发主体意识,积极主动的学习、工作、生活,将自我开发思想融入人生的方方面面,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     

当代大学的“自我”教育

"自我"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核心社会问题,也是当代大学建设中的一个核心教育问题。"自我"虽然在世俗文化中已经被泛滥使用,但究其实质与根基,却仍然在于哲学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西方哲学,明确地把"自我"问题放置于个体、自由、人格、本性等关联项的框架内加以探讨,为我们今日思考大学教育中的"自我"教育问题提供了既经典又常新的路径与视域。高度重视"自我"的教育,最终就是重视"人"的教育,也就是实现大学的终极理念。     

分配正义与人的本质的自我所有 ——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探讨

分配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极为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体系,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本质时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探讨以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分配手段,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并且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人的本质的自我所有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思厘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他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旨趣同人的本质的回归与占有结合起来,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将分配正义与人的本质的自我所有进行关联,一方面能够深入推进对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能够整合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不同思想要素,为其进一步深化提供有益助力.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性

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个体自律为前提的完善论,它以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为基础,并构成了其总体性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维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条件下,在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者的实践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直接性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必然会在其自我教养中上升为总体性的伦理主张,后者包含了关于个体自身、个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关系。非道德论者和道德论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因而一方面陷入了非道德论和道德论的对立,另一方面仅仅将讨论限定在其所谓的“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域之中。要想进一步增进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的理解,就要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     

个体人格的确立与人的全面解放

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看到了理性的强大以及理性能够足以导致对个体人格泯灭的现实,于是把确立个体人格的独立性看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较之康德的主体性原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延续了克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每一个个体在存在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从个体存在的此在上对人的生存给予充分的关照,从而使人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对未来的永恒的希望。然而,存在主义的个体人格仍然是一种沉浸在孤独的存在或此在的"在世界之中"的思辨游戏之中,在他们看来,只要确立了个体人格,就可以实现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存在,如果没有"对象性存在",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彻底改变,就仍然无法挣脱来自于个体之外的宰制,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体人格的独立。马克思认为,造成人受奴役、受压迫的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身,也不是类似于"理性"或"原则"抽象的外在于自我存在的东西,而是在于现实的、与自我本质相关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个体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凸显

自我包括自然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个体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时空持续性和感知确定性的丧失,根源于时空分离;身份感和信任感的缺失,根源于抽离化机制造成的纯粹关系的破裂;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迷茫,根源于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认同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社会根本不成问题。数字时代没有消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反而使之加剧。虚拟时空成为人们的自创物;电子方式的经验传递造成现实与虚拟的交乱,混淆了个体的亲和感与认同感;"信息—权力"结构导致个体自我本真性存在方式和身份感的丧失。     

自我的迷失与追寻——张爱玲对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

张爱玲的创作以个体的"人"作为切入点,注重从文化与社会中考量人在生存困境压抑下不可抗拒的命运以及"自我"的迷失,为世人解读了社会生活加之于普通人身上的各种枷锁以及人生与命运的无奈和苍凉。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在一贯的苍凉绝望的书写中寻找着人的"自我追寻"的出路,在对社会传统文明批判之余也给人展现了些许生命的微光。     

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

求证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社会转型期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大厦打地基的工作.社会价值体系起源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是探寻社会价值原点的中间阶段.个体因其生命人格的真实性而成为我们寻找社会价值源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自我作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由自我的根本特性决定的,自我区别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只有自我才具备作为社会价值源点的资格.     

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思想。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界定了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共产党人”,初步揭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面对1848—1852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困局,马克思、恩格斯同步推进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与伦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掌握革命主动、推进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由此提出,该语境中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以不断的自我批判、自主行动引领社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中获得充分且深刻的继承发展。     

“成为”的秩序感消解:青少年UP主身份建构实践与自我再生产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身体、自我与社会

身体与自我是不可分割的;身体在自我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社会、个体自我不仅与身体直接相关,与身体疾病以及两性关系也有着重要关系.身体上的疾病其病根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和调控,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外化的象征.     

马克思尊严观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

马克思的尊严观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在"现实"和"应有"的尖锐对立中,马克思"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从人的社会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去理解人的尊严。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扬弃了西方传统的尊严观念,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尊严观。马克思尊严观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社会关系和特定时代人民对于尊严的吁求,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尊严的本质特征,为人类尊严生存的构建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马克思对资本财富的揭秘与人民财富论的生成——从《资本论》第四卷中的一个讨论谈起

是否生产财富是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但财富在不同社会形式下有不同的内涵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对亚当·斯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讨论,旨在锁定此种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并对其进行揭秘,由此,那种试图从马克思的讨论中发掘出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思想来关照当代中国现实的做法,注定是徒劳之举——因为社会形式之变,财富在当代中国必须重新定义。在考察资本主义财富运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其关于财富的新的社会形式的系列构想,这些构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实践土壤,在此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人民财富论,为重新定义这种财富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尔库塞早期思想中的“历史性”概念探析

马尔库塞早年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在批判吸收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性"这一概念。他把历史进程理解为个体生命在社会整体中自我实现的能动过程,个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来实现自身的自由,任何确定的历史认识只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特定理解。这一"历史性"概念不仅批判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坚持的经济决定论,而且弥合了海德格尔思想中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马尔库塞先后对"自我意识"和"本能"的历史性进行了研究,其"历史性"概念凸显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但却无法克服在"发达工业社会"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唯有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出发,我们才能找到理解社会历史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