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广西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亻革)家人族群认同的文化表达——以枫香寨为例

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今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枫香寨的(亻革)家人为个案,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服饰和艺术文化"等文化层面,具体论述了(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文章认为,文化因素是表达族群认同的基本要素,(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正是通过"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服饰和艺术文化"等文化要素所表达出来的。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族群意识的变迁

平话人是广西一支重要的汉族民系,大致形成于唐宋时期。长期以来,因其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广西临江镇的平话人常以"名门之后"自居,族群意识较强。1949年以后实行的民族政策,对临江镇平话人的族群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透过对临江镇平话人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探讨当地人族群意识变迁的社会文化原因。     

权力与文化:花蓝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来自六巷屯的调查与研究

以六巷花蓝瑶社区为田野点,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来探究作为大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乡土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调查发现,国家权力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性、经济性动力,地方族群文化在被纳入全国化、全球化过程中,受国家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     

苗族的"蒙毕"和"蒙朵"——兼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族群关系

以我国西部散杂区苗族内部两个族群的互动关系为视角,从文化变迁角度进行田野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族群是在民族其下可再细分的文化变量;族群研究有学院派与田野派之分,二派之间通过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意在更清晰地解读国内人类学学术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和而不同:藏彝走廊多续族群与其他藏族支系关系研究

在对世居川西南的历史族群"西番"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运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对多续藏族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藏族支系纳木依、里汝、尔苏的关系作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探讨,认为他们虽各自拥有不同的族群称谓与文化特质,"和而不同",但确是关系紧密,同为藏族支系。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全球化与地方性:认同的全球化话语——基于同仁县"五屯"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借助田野个案来侧重考察广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对相关的一些身份认同,诸如族群/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建构以及公民认同等的影响。     

记忆、实践与文化遗产:中越跨境族群侬智高信仰比较研究

中国壮族、越南岱侬族的族群叙事将侬智高这一史实人物神圣化为英雄祖先与始祖神.文章选取中越边境的靖西安德乡和那坡念井村为田野点,通过对在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等族群中活态传承的侬智高信仰,分析地方社会如何将侬智高的历史记忆置放在古骆越族“祖先崇拜”的信仰结构中,并经过族群内部的神话叙事、祭祀仪式到公共性的社会展演等文化实践,重塑了独具地方性的历史真实.侬智高信仰成为壮族与岱侬族等中越跨境民族的族群记忆与家园遗产.     

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一个移民性乡村社区的田野调查，从民间信仰的角度，以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地方性族群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认为神明信仰是整合和稳定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源。最后结合人类学族群研究理论对神明信仰做了历史的文化解析，并对田野调查提出了若干思考。     

中越边境布傣天琴文化变迁:喻天、娱人与族群标识

文章以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池屯等地的田野资料为例证,描述了布傣人的天琴文化由喻天到娱人,再到族群标识的变迁历程,并就族群标识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某种实物或符号成为族群标识后,不仅能够进一步明晰族群边界,而且因其可展演性及随之而来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对族群标识的掠夺或垄断,引发族群内外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共同享有性.     

民族生态博物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为例

生态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的重要组成,其目的是为了对当地的文化、自然遗产及风景进行"在地"的保护。与传统博物馆注重对文物的收集及展览不同,生态博物馆以自然风景、文化遗产或居民的集体记忆为收藏和诠释的对象,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固定边界,将"地域"概念扩展到博物馆领域。随着旅游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在促进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生态博物馆"在地"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本文以文化空间理论为基础,从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模型出发建构生态博物馆的文化空间,提出了生态博物馆文化空间的根本、基础和载体。在此基础上,以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生态博物馆文化空间,提出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及旅游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非洲博茨瓦纳叶伊人社会研究——以塞波帕村为例

博茨瓦纳是一个有着众多族群、语言的多元文化国家。通过对博茨瓦纳少数族群叶伊人的田野考察,以叶伊人聚居的村庄塞波帕村为个案,系统论述叶伊人的历史概况、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仪式等方面,探讨叶伊人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影响。     

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相对于传统乡村组织的现代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历程的检视,阐述了组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着眼点、理论导向以及研究特征,说明田野参与观察中的"组织"仍处于大文化(诸如族群、国别与区域文化)的内涵之中.本文还涉及企业组织在今日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何以主动地进行文化变迁来应对与适应世界.     

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田野大调查》出版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文化、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以研究者深入调查点实地参与现场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和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     

多族群杂居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二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极为普遍,这种互动往往是双向的.由于不同地区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族群结构的不同,因此互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容易受到人口较多的族群的影响,更多地接受对方的文化.在贺州这个壮族人口相对较少、客家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壮族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但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客家习俗的影响.     

无棣县“乡村记忆”文化保护工程建设研究

"乡村记忆"工程是山东省自2014年起实施的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土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创新工程,通过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     

道路与族群互动——南丝绸之路上的都兰县及其研究

道路作为一种载体,连接着不同地点和不同群体,人与物通过道路得以流通,文化文明通过道路得以传播,族群通过道路得以互动和交融。因此,道路不只是足下之物,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是一种具有时空印迹的符号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本文以丝绸之路青海道之河南道段上的都兰县为田野点,以贸易(市场)、政治和文化交融为三个维度,讨论道路对族群互动的影响,借以论述都兰县一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区域网络、族群关系与交往规范——基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田野经验的讨论

以来自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地区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分析区域中多族群往来中所形成的交往规范,进而分析不同群体在区域"流动的地方性"中所形成弹性、灵活的族群关系、生存心态与实践策略,以期重绘理解区域社会体系复杂关联的动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