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何去非的选择与宋刊社会时尚

在北宋神宗朝，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考生曾先后六次科考落第。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精于论军谈兵。元丰五年，何去非以特奏名的特殊途径中式。特奏名为北宋科举中的特殊措施，即对屡次落第的举子予以照顾，允许通过省试而参加殿试。在殿试过程中，宋神宗发现了这位举子的兵学特长，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出任武职官。按说这正是考虑学有所用的安排，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其版式、结构及体例皆有固定的格式,通常包括五部分:"玉音"即礼部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殿试诸执事官的职名,"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进士家状"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及其家庭状况,"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     

皇帝与状元

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先于其父一届,时年十九岁。杨慎是杨家人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1892年,25岁的蔡元培经殿试进士及第,     

元代色目人进士考

元代科举中录取了不少色目人进士，但由于元代科举资料留存甚少，色目人进士大多湮没无闻。本文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对于一部分见于记载的色目人进士的有关事迹进行了考索。     

晏殊为何不喜欢欧阳修

晏殊的身上闪耀着太多足以令欧阳修眼花缭乱的光环和艳羡不已的精彩。晏殊早慧，7岁能文，14岁时，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了殿试．“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领导干部。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韩愈、柳宗元在中唐时期倡导的古文运动,为中国散文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它的兴起,与进士科举密不可分,进士集团或阶层构成了古文运动勃兴的坚实基础。韩愈策略地利用科举行卷来倡导古文,改革弊政,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和文化实际的。古文运动虽在晚唐五代时走向衰落,但并未绝响,它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广西科举浅探

广西科举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自唐代起步,宋代有所发展,元代直线下降,明代稳步运行,清代发展兴盛的态势。广西科举人才地域分布东强西弱,但从唐代到清代整体呈上升态势。广西科举制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国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基于王安石变法时期路级提刑司的研究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著名的改革运动.提点刑狱司这一宋代重要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与此次变法关系密切.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改革者对提刑司相关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降低提刑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考核制度、配备属官、增加武臣提刑等,使之更符合新法的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中最重要的"富国"、"强兵"等职能在提刑司等地方政府身上得到明显增加.从这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可以看出,提点刑狱司作为宋朝地方统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司法、监察官",在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中角色发生明显的转型,司法之外的财政、军事职能得到显著增强.这种"多面手"的角色转型适应了改革的需求,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改革措施的推行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