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长安新出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笔者依据新近出版的《长安新出墓志》,增补了19名未见记载的隋唐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其中进士3人,明经8人,制举8人；增补了6名已经记载的科举及第者新发现的佐证史料；录载了2名科举落第者的生平事迹.     

论唐代科举诗的升仙话语

在唐代科举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类升仙话语,即把科举及第以升仙隐喻.此类话语在科举诗和游仙诗中一体两用,遇和不遇唐人都以升仙来表达,当他们得意、得遇之时,则隐喻为升仙;如果失意、不遇之时,则希望游历仙界.这一现象,展示了道教神仙思想影响下,唐代科举士子幽微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认识.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2)大力提倡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又有1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至明清共有2 728名学子进士及第,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1)重视思想教育,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2)提倡学术研究,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

人才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环境,研究历史上的环境对于当时人才成长的影响,对于今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入新旧《唐书》列传且科举及第者为样本,研究唐代科举及第者(人才)的区域分布情况。研究发现,唐代科举人才在区域分布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的现象,政治、经济对这种不均衡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唐代李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文章通过李绛、李程、李憕、李汉、李夷简等五个家族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的整理研究,对唐代李氏科举家族进行初步的考察.     

《高丽国对南宋牒》研究

《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是高丽发送给南宋庆元府的外交文书,主要记载了被蒙古掳获的南宋升甫等三人逃往高丽以及归还本国的情况。“牒”既是外交文书,也可作为宋与高丽国内的官府文书使用。“牒”是当时东亚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但流传甚少。这件文书虽是二手资料,但其文书构造形式非常完备,因此是研究当时文书制度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这一文书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东亚各国所使用的牒的文书形式,还可以考察宋与高丽间投归人和飘海人的接纳、遣返以及海商等诸问题。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见唐代进士史料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栽的科举史料为依据，新补未见史书记载的唐代进士凡18名，其中及第年份可考者4名,及第时间待考者14名。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宋代实学与官员“科学家”

宋代实学获得繁荣发展,与宋代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正是及第进士人数大增,使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进入体制的希望,进入体制需要按照官僚体制的需求塑造自己,既要研读科举考试所需要的诗赋经史学问,也要顾及到成为官僚后所需要的技能。在这种大背景下,实学兴起,沈括、秦九韶这些享誉世界杰出科学家的成就明显表现出官员"科学家"科学研究的旨趣。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宋代在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背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东西。从宋代开始,科学多被纳入实学的范畴,直到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科学也没有走出实学的窠臼,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用"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谈宋代山阴陆氏家族对陆游的影响

宋代两浙路的山阴陆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兴起,直到南宋末其子孙仍能维持家业。其在政治上,虽科举登第人数颇多,为官四方,但并不特别显赫,家族的兴盛不衰主要是由于陆氏家族文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到了陆游,把家族的文学、学术成就推向了颠峰。     

从《论学绳尺》看南宋文论范畴——"老"

“论”是南宋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论学绳尺》是一部收集南宋时期省试优秀“论”作的选文点评集。集子中批语多以“老”字点评文章。集子从文章的用语、结构及作者的修养等方面揭示了“老”的内涵,说明“老”是宋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从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上探讨“老”的成因,有利于整体观照宋代文学,加深对宋代文化的认识。     

试析表示“科举及第”意义的典故词

科举考试兴盛于唐宋时期,开通了平民入仕的道路。读书人期待一举成名天下知,创造了一些雅致的表示科举及第的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出自《尚书》,有的来源于《庄子》和其他古代诗文。本文以时代为线索,对这些典故词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解这些词汇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进一步探求科举文化的内涵。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宋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

同年是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一种人际关系。当唐宋之世,同年概指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的人们之间的同榜关系。在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宋代,象征着友情的同年关系被视为是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同年如朋友、同年即兄弟的观念普遍存在。广大士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与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流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