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度与企业价值

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平台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得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衡量指标,研究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证实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媒体关注度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理。根据产权性质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有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与非国有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与国有平台企业相比,非国有平台企业媒体关注度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信贷寻租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信贷寻租扭曲创新效应的存在性及数字金融对这种效应的调节机制。结果发现，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信贷寻租作为非正规经营活动，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扭曲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消除寻租对企业创新的扭曲激励，地区资源、行业特征、所有制结构不同导致数字金融作用的结果不同。总之，持续推进金融数字化改革，进一步打击信贷寻租腐败，引导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

基于2011—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东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镇化路径作用于粮食生产，表现出正向传导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粮食生产保质增效。     

资本市场开放、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

以2013-2019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虑企业ESG表现中介效应，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论证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提升，其中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是资本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比较显著。为此要充分认识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循序渐进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加大企业ESG信息披露力度，提升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综合竞争力提高。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数字金融赋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作用机制

选取2011—2021年数字金融发展指数、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等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调节效应均显著强化了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市场化进程在数字金融提升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存在区域异质性。     

员工培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实证分析员工培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培训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且稳健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作用存在异质性:生产性员工培训未显著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非生产性员工培训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研发企业的员工培训显著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而无研发企业的员工培训未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显著影响;员工培训对位于劳动力供给相对丰裕地区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起作用,而位于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地区的企业的员工培训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经。本文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创业活力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共同富裕水平;(2)为进一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细分至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4)分维度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对可持续性的传导作用更明显;(5)分区域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在西部地区发挥的传导作用更明显。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业财融合的价值效应研究

文章选用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3 388个观测值,结合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业财融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业财融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揭示业财融合的价值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业财融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且该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财务风险等机制产生;与大型企业相比,业财融合对中小型企业的价值提升效果更显著;与国有企业相比,业财融合对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提升效果更显著。此成果不仅丰富了业财融合价值效应的研究,而且为管理者运用业财融合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