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股东治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且这种抑制效应具体表现为高管平均薪酬的降低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薪酬治理作用在法律环境较好、业绩压力较大、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较轻的情景下更显著。此外,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还可以提高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以及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薪酬契约的治理因素,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及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非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所持有的闲散资金是证券市场重要的资金来源，加强对其利益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支配地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导致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屡有发生，《公司法》可诉性条款存在的缺陷给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寻求救济带来障碍。基于此，文章从赋予控股股东诚信义务并强化董事忠实义务、完善投票表决机制和累积投票制等治理结构及完善决议瑕疵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方面提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思路，以期对丰富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相关理论及实践起到促进作用。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公司累计投票制的性质、价值及其实现——基于对《公司法》第106条的分析

累积投票制作为一种投票机制,其在立法上的确立有助于提高中小股东选出代表其利益的董事或监事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制衡控股股东的滥权行为.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然选出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之董事和监事.而要实现该制度的价值和可能性的提高,有待于完善股东参与机制,引导股权适度分散,吸引股东积极参与选举管理者的投票,从而提高中小股东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管理者的可能性,实现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制衡.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税收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能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影响公司的内部资本结构组成,进而影响企业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由于公司内部存在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两类行为,管理者和股东具有不同的避税倾向和选择,当管理者持股越多,其选择避税的可能性越高,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容易选择避税行为。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内部资本结构、利益相关群体、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水平的影响显著。我国应从加强低治理水平企业的税收征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弱化不合理避税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避免利益侵占、塑造公司治理文化创造企业诚信以及管理者适当持股消除短视税收行为等方面来优化企业税收征管。     

论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通过分析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优化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抑制公司董事等高层的恣意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提出了扩大股东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简化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及合理收取诉讼费用等相关措施,以利于今后我国法治建设和公司立法的完善.     

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国美之争为例

以国美之争为例,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经理人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规定不足,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缺位等,进而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建议,即完善经理人制度、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以及积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宽度和深度、新证券发行的速度、公司所有权结构、股利政策、公司价值和投资配置的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国家对外部投资者保护的程度 ,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 ,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掠夺少 ,公司价值高 ;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 ,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掠夺严重 ,公司价值低。我国上市公司中 ,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低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不完善的法律环境 ,使得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剥夺异常严重。因此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 ,完善法律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 ,优化治理结构 ,提高治理效率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我国企业价值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重要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非国有股东通过参股国有企业和委派高层管理者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缓解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问题，提升了国有企业发展水平。本文选取2010—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提供了管理实践启示。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企改制而来，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使得中小股东无法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不同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机构投资者凭借其专业化操作手段及获取并分析上市公司信息的能力可以参与到公司治理内部，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的特性及相关公司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又缺乏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派生诉讼制度．因此,在我国《公司法》中应尽快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

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保护目标企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存在侵害中小股东权益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外资实施跨国并购的价值选择与国家法律保护目标企业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价值选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在法律存在缺失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便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或被侵害的境地。应加快立法，完善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和股东诉讼制度，以期对在外资并购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吗——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在考虑内生性、改变政治关联和企业金融化的衡量方式、更换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绩效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式;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高壁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金融科技、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以及财务风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财务风险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科技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优秀企业的治理水平影响最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合格企业的治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对金融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应加大运用金融科技的力度，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上市公司财务治理初探

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公司财务治理完成的。然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中存在着股权结构不合理、中小股东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不规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该从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和公司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着手予以解决。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费用、诉讼赔偿、诉讼费用担保及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要充分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作用,还需要在这些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得食应反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抑制了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且这种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其中，投资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相比投资金融化，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占主业投资降低经营利润，从而抑制现金股利的分配；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现金股利发放的路径并不显著。经过内生性、倾向得分匹配、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基于此，未来企业应端正经营理念，聚焦经营主业，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加现金分红以反哺投资者。     

试析新公司法框架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权保护制度

加强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对于促进股东平等、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上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囿于对股东形式平等的关注,未能对原有的表决权制度本身予以突破,难以实现对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有力保护。进一步完善表决权行使机制和方式应为今后立法的方向。     

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研究

在公司法、证券法修订中,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等滥用控制权,擅自侵占公司资金,通过关联交易侵蚀公司利益等,法律加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制裁,明确规定了其民事赔偿责任,最明显的是完善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充分肯定了股东诉讼对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高法律实施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对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进行研究,为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