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治关联、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互关系研究--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为例

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56家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其政治关联、企业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促进食品饮料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进而提升其财务绩效,而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表现能够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升财务绩效。因此,企业应合理利用政治关联去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政府可通过政治关联,适当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享受利益的同时,应促进企业建立和维系政治关联。     

ESG评级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内容,ESG评级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治理环境,在防范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中至关重要。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商道融绿首次发布ESG评级的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显示,ESG评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分别抑制了“蓄水池”和“投资替代”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显著存在于行业环境敏感性较高、市场竞争较大、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境下。经济后果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够提高企业主业业绩。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体系,充分发挥ESG评级的作用,使企业在责任和利益驱动下,优化资产配置,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与旅游企业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是企业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跨产品或跨行业涉足另外一种产品或行业的一种经营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行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自由行"概念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旅游企业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面临需要以多元化经营寻找新的经营手段、新的经营方式,从而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问题。因此,利用2007—2014年间205个中国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我们可以实证检验政治关联、真实盈余管理对旅游行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无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更高,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多元化程度会更低;考虑真实盈余管理的中间作用后发现,政治关联对多元化的影响被制约了,而且在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旅游行业上市公司中,真实盈余管理对多元化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得食应反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抑制了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且这种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其中，投资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相比投资金融化，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占主业投资降低经营利润，从而抑制现金股利的分配；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现金股利发放的路径并不显著。经过内生性、倾向得分匹配、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基于此，未来企业应端正经营理念，聚焦经营主业，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加现金分红以反哺投资者。     

科技金融发展环境、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成本——来自创业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旨在研究科技金融发展环境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2009年—2013年中国创业板上市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科技金融发展环境有助于科技型企业获得较低成本的债务融资,并弱化由于政治关联而造成的债务融资成本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科技金融发展环境直接推动债务融资的市场化定价,提高信贷资源分配效率。     

管理者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了管理者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社会责任在管理者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绩效的增长;社会责任是管理者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有效路径,管理者政治关联可以督促和鼓励企业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财物,提高企业的社会贡献水平和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最终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增长。     

转型经济下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影响的研究——以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例

本文以电力、煤气水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呈负向影响;国有非控股(国有股小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国有控股(国有股大于等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影响。从政治关联的来源看,董事长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效应。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提要]研究和开发是企业中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和生产率的关系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也缺乏其作用情境的讨论。因此,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以2009-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察了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效应且随时间推移而减弱;（2）全样本中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3）在不同股权性质、冗余资源、市场化水平、董事会规模的企业中,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及两职合一、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有所差异。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研发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民营企业2008-2012年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政治关联及其方式、强度,全面分析其与民营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于没有研发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抑制了企业的研发;而对于已经进行研发的企业,政治关联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政治关联企业,政府类政治关联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活动,且对其研发强度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政治关联强度对民营企业研发政策、研发强度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出机制

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7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金融化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过度金融化却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挤出机制上看,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源于“现金流竞争”而非“产品市场竞争”;异质性上看,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资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的挤出更明显。通过识别金融化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异质性特征,为推进创新驱动提供了逻辑借鉴。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以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试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如何作用于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印证制度环境对这种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经济转型期政府推动内部控制建设背景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抑制作用。伴随着政治关联的加强,民营企业更愿意迎合政府需求,以牺牲内控的方式加强合作,实际上并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进一步地,制度环境会影响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市场化进程更快、制度更加健全、法治水平更高,民营企业拥有更为有序的竞争市场和舒适的发展空间,会将更多资源、精力用于内部控制建设,抑制作用被削弱,反之加强。研究立足当前经济转型期背景,从制度地区差异视角出发,考察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拓展了政治关联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探索制度环境建设和自身职能转变提供了现实证据。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提要]银行业竞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这是否会加深企业金融化程度？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金融化,而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没有显著影响。使用同一省份企业所在地GDP最接近的三个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银行业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之一。进一步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