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跳跃是企业正确把握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研发策略转换,稳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但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有的研发环节。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企业不同金融化程度下,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经营绩效、价值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价值绩效之间存在企业金融化的双门槛效应,二者呈现以企业金融化为44.11%为分段点的近V字形关系。(2)研发回报率、研发产出弹性存在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当企业金融化处于0%～6%(±1%)的区间内,研发回报率与研发产出弹性均为正,较为适合进行研发投入;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研发回报率会出现下降—增加—下降的波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下的企业经营与政府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收益率宽幅”是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原因吗

从会计学收益的微观视角研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发现货币性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诱发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风险加大。选取中国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Koyck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各部门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资产泡沫难以抑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大,这为平缓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视角。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提要]银行业竞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这是否会加深企业金融化程度？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金融化,而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没有显著影响。使用同一省份企业所在地GDP最接近的三个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银行业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之一。进一步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影子银行对非金融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影子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延伸影响,以2010～2016年中小板、创业板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发展对非金融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考察影子银行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发现:影子银行对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具有拓宽融资渠道、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对于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影子银行会挤出实业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且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价值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实证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监管层鼓励金融体系创新的顶层设计,必须区别对待影子银行对于银行价值提升和可能放大金融风险的不同条件,科学引导影子银行在信用创造领域的正向作用,并使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体经济步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期,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失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了高管特征对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探讨了内在传导机制及外部监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背景通过提升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进而促进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期末报表审计等外部监督对管理层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削弱了高管金融背景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结果为企业治理、行业监管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化诱致新僵尸企业形成吗？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遏制资本“脱实向虚”与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对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意义重大。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对新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水平上升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发生率,而对国有企业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企业生产性投资,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从而导致新僵尸企业的形成。研究结论为引导资本“脱虚入实”、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的考核制度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较高的适配度?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会显著挫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强时,会从财务机制上恶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并从投融资机制上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变化都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异质性检验发展,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造成更为显著的负面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和微观企业主体创新转型活动提供经验支撑,并为优化政府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促进还是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运用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先上升后下降。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以及处于不同融资约束状况下,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异质性;传导渠道检验表明,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会挤出流动性供给,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补贴程度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不应该盲目投资金融资产,应当积极探索金融资产配置最优水平的存在,预防过度金融化隐患。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降低财务风险吗?

近年来,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许多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会加剧财务风险;特别是对高财务风险和主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企业,这种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在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与财务风险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水平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引导经济"脱虚入实"的相关政策;企业应聚焦主业,着力发挥金融服务于主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