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沉默权

沉默权是公民在受到国家刑事追究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国家为保障该权利应履行的义务。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沉默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完善的沉默权制度。     

“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从比较政治视角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对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不但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而且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影响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步增长的正向关系。     

宪法典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位次之辨正

近些年来,有部分学者主张,在宪法典中,国家机构宜排在公民权利之前。从根本上讲,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的位次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涉及到制宪者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主张至少在宪法典正文中宜将公民权利排在国家机构之前的主要理由是:这种位次可以更好地表示公民权利高于且重于国家权力,更好地体现个人权利先于并产生国家权力的逻辑关系,更好地反映国家权力来自于并服务于个人权利的宪法观念。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权利保障

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论家们一般都认为:在民主国家,国家权力源于公民权利并以服务于公民权利为依归。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预设,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必然对公民权利带来威胁和侵害。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体系中,选举的监督、议会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固然对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作用,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则是权利保障的基石与核心。     

沉默权 --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挑战

沉默权是当今世界法制国家所普遍认同的 ,并且实际实施的一项刑事诉讼规定 ,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力 ,随着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沉默权的引入势在必行 ,这将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产生很大冲击 ,特别是我国传统的侦查、审案模式更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为了深层次地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形成压制的历史原因和摩擦冲突的现实状况,认为在二者各自的伸展空间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该和谐相处,重点在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同时要不断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     

沉默权的发展变迁——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借鉴

沉默权是赋予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配置,也是国际司法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之一。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的刑诉中都有沉默权的规定,尤其近几年来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此的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并建立配套措施使之得以真正落实。     

试论沉默权的确立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否以法律形式确认沉默权并建立保证其实现的相应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状况和司法文明程度。中国目前尚未有关于沉默权的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中国立法的一大缺陷。就中国是否应确立沉默权及如何确立沉默权作了一些探讨。     

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     

中国改革的权力--权利逻辑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权利观）的核心在于,权利决定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是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对立在社会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寻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健全互动,一方面,必须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力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依靠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及其限制

公正审判权主要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确定的诸多权利只能由刑事被告人所享有。尽管公正审判权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人权,但为了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完全承担国际法律义务,根据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公约缔约国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保留或者克减的办法,限制公正审判权在国内的适用。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警察审讯的权力游戏:德、美、中三国比较研究

警察审讯是刑事司法的决定性阶段。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警察试图查明发生的案件事实,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获取口供。一旦嫌疑人招供,案情就"水落石出"了,案件很可能就会以定罪而告终。过去,警察可以将讯问当作一场具有攻击性的权力游戏。在西方国家,随着启蒙运动、自然法观念和宪法对个人权利保护的确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措施得到了发展,警察攻击性审讯技术不再被认同了,但该过程尚在演进中。而今,对嫌疑人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反对自证其罪特权。该特权被解释为要求在审讯开始之前,先对嫌疑人进行警告。警告内容包括沉默权以及律师帮助权等,为了落实这些权利,采用了证据排除规则。而如果嫌疑人想要保持沉默或者会见律师,审讯是否需要中止?而且,大量有损于嫌疑人自主决定权和自由意志的审讯方法被视为非法方法。是否可以对嫌疑人保持沉默做不利推论?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直到今日,警察审讯必须仍被视为一种权力游戏。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些规则,使得审讯成为一种公平的游戏,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这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防范,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     

论警卫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

警卫权力代表国家力量,是国家公权力的具体体现.公民权利主要代表个人利益,体现为私权.在实践中两种权利(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此,解决两者的矛盾与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分析警卫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立法上、完善机制上、适用原则上解决其冲突的方法.     

论沉默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司法程序的一项重要保障。从司法实践上看,沉默权已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和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在价值观念、诉讼制度、侦查模式、证据规则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我国树立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新观念,大力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设计和实施一系列与沉默权制度相配套的原则、制度和措施。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策，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论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功能是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通过宪法，赋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政史亘古不变的主题。研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本源及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本源上明确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国家权力必须受公民权利制约，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