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社会资本与电商交易平台的选择

从村庄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多维视角,探讨了农户社会资本对电商交易平台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户选择网商交易平台和微商交易平台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家庭社会资本维度的社会资源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本培育使农户倾向于选择微商交易平台;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种植经验、亩数、家庭收入及到快递点的距离对电商交易平台的选择均呈现不同的显著影响。     

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与社会资本的关联效应测度

农村水利设施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载体。通过梳理公共品整体性供给与社会资本的既有文献,进而以博弈论诠释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行为选择。同时建构出社会资本对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Logit回归模型,借助于CFPS中关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数据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存量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整体性供给起到积极作用,其中社会网络、社会参与以及农户个体特征对整体性供给产生显著影响。为此,通过营造农民整合参与的有利环境,增强农村社会资本的建设,有效培育和发展农村精英,以此来实现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有效性。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西部农村个案研究——以重庆市花沟村为例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因此,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以西部一个普通农村社区为个案,从社区信任、参与网络、共享规范和合作水平等四个维度剖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选择路径:积极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平台;加强社区各类制度建设,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加强农村社区传媒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良好环境.     

社会资本多维视角与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

基于陕、甘、鲁、豫苹果主产区微观农户数据,运用多元选择模型,以外地客商渠道作为参照,从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多维视角探究社会资本影响农户销售渠道选择的机理。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的概率越小;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选择外地客商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声望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参与程度越大,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此外,户主文化程度、风险认知程度、是否为社员、家庭收入及销售地点等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45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

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研究需要新的视角。将乡村作为旅游发展的局域社会生态系统,借鉴社会资本理论,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450名农户为例,探索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关系网覆盖面越广,旅游信息获取量越多,农户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意愿越强;农户规范化程度越高,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农户合作对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贡献率最高为4.03,农户合作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存量更丰厚。此外,民族属性、耕种类型、旅游经营产业类型等特征变量也会推动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以上结论意味着,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是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差序格局下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基于新农村建设中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传统差序格局下的基于亲缘、血缘和地缘的,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互惠合作等形式展现的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流失和匮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社会资本不足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软制约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满意的成效,必须在农村中重新建构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互惠,信任和合作等维度的新型农村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９８５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 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 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 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 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 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 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 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村公共空间拓展的影响因素——以四川省X村Y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根据292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模型,从人力资本情况、农户合作现状、农民公共生活情况和合作社发展现状等4个方面来研究农户视角下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合作社合作条件、合作社公共生活情况、农户利益实现程度和合作社实际运行情况等5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负向影响显著;农户合作能力、农户参与程度和农村公共生活情况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影响不显著。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农户分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对农田水利自治的影响

随着农户分化的演进,建立在个体同质化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型农田水利自治日益式微,与分化格局相适应的"有机团结"型自治亟需跟进。基于"结构-过程-功能"范式构建了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与农田水利自治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分析揭示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观念多元化、精英能人等关键群体的涌现以及决策主体的缩减,其从变异、选择与遗传三个层面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改变了农户群体的规则感知与策略行为,并最终对农田水利自治效能产生影响。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顺势推动乡村社会的观念进步,引导精英能人成为农田水利规则变革的带头人,创新水务决策模式,是推动农田水利自治迈向"有机团结"的可行路径。     

农民合作的条件：岳阳井塘灌区个案

基于湖南岳阳井塘灌区个案的考察表明：国家介入是农民合作的外部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直接主导农民合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通过诱致性力量引导农民合作;农村精英参与和组织载体是农民合作的内部条件。农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与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组织载体能够为农民合作提供交流平台、规章制度与惩罚机制。为了促进农民合作,政府应该加强推动农民合作的力度、鼓励农村精英参与农民合作以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现状,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对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进行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有是否为村干部、农户耕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是否涉及权属调整、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地区差异、村干部对农地整理的态度、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块数、灌溉和机械等投入成本、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已实施的农地整理项目满意程度、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工作程序的清晰界定。所以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上述显著性因素。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主体定位研究——基于市场化指数模型的定量分析

基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性,构建了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化指数模型,并采用德尔菲法对市场化指数模型各指标值进行科学赋值,最后依据市场化指数值的大小,对八大类农业物质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主体进行定位,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包括农业机械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类建设项目;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包括中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信息服务和农村道路等三大类建设项目;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包括农村电力和大江大河治理二大类建设项目。由此提出如下结论:企业、农户等私人部门应是市场化程度较高项目的投资主体;政府应该是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应,同时私人部门也可参与投资;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项目,投资主体应是政府。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基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比较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与放贷风险防控机制分析

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既需要考察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的扩增逻辑,也需要考察放贷资金的安全运作机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可以发现,村社嵌入是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基本特征。合作社信用合作嵌入村社,能够从村庄社区汲取多元的社会资源,从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的角度看,在乡村能人的推动下关键群体共同出资分摊了合作的初始成本,合作业务网络的构建推动着核心社员群体的形成,为信用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组织声誉在地域社会的口碑效益为合作社持续扩增社员规模和拓展资金来源创造了机会;从信用合作放贷资金风险防控的角度看,合作社设置的贷款额度与社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匹配,对放贷对象的筛选利用了村庄社区中“面子货币”的运作机理,并逐步培养了社员依规还贷的自觉意识,这都有助于合作社健全合作金融制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重建三峡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强调信任、互惠、合作、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能够推进三峡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三峡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甚至缺乏,制约了推进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环境。因此必须在三峡民族地区大力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加强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规范理念,发展壮大民间组织,最终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创造条件。     

社会资本: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因而有必要培育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以创业农民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全国部分创业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网络规模、网络资源、组织参与以及先验知识中的打工经历、创业经历、培训经历等要素是影响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数量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强关系网络规模大,正在创业亲友资源和在相关部门任职亲友资源多,加入专业合作社或农业协会的农民,将更容易识别出较多的创业机会;而拥有先前打工经历和创业经历的农民,识别出更多创业机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协会建设、加强创业知识培训以及鼓励农民多次创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