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测量与中国海外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任何一个投资目的地的风险中必然包含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同时 ,地理或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还共同受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总体风险可分解为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 :总体风险方面 ,发达国家平均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全球系统性风险方面 ,欧洲国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开放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国家受全球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目的地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区域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可适当增加对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南美国家的投资 ,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非洲国家非系统性风险占比最高 ,而欧洲国家的非系统性风险较小。     

防范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对策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亦面临着巨大的海外投资风险,即海外投资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在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种类及成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投资者自身和国家两个角度对民营企业如何防范海外投资风险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油气投资风险分析

基于2000—2020年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油气投资风险评价指标，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和泰尔指数模型，从而对东盟国家的油气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并对油气投资风险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东盟国家的油气投资风险进行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东盟国家之间的油气投资风险状况出现两级分化。从地区角度来看，东盟地区的油气投资差异主要以地区内部差异为主，而且地区内部油气投资风险差异逐渐扩大。据此，中国油气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投资时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视高风险国家油气投资状况，同时充分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油气投资项目合作。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辨识模式与预警防控体系研究张友棠68.00元该书试图从海外投资的风险特征入手,深入分析从海外投资风险源到风险预警防范的各个环节,构建海外投资的风险辨识模式与预警防控路径。该书对海外投资风险管理进行了概述,明确了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的区域分布与行业选择,并依据PESTMF进行了风险辨识,提出了预警防控路径,解析了海外投资全过程,利用实证方法进行了全程应用指引,提出了政府引领海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测度——基于行业维度投资争端案件的测度方法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出国，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的重要因素。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评价目前主要基于国别维度，缺乏行业维度，这严重制约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基于投资争端案件的累计数量和FDI存量，构建了从行业维度评价FDI政治风险水平的基础指标。在此基础上，引入投资壁垒强度作为调节变量，对基础指标进行了横向修正，解决了基础指标低估高风险行业风险水平的问题；引入历史案件影响力衰减系数和国际投资协定覆盖率修正系数，对基础指标进行了纵向修正，解决了其高估近期风险水平的问题；同时，还利用美国数据重新计算了行业FDI风险指标，解决了全球数据行业统计口径粗糙和样本时间较短的问题。针对指标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还提出了在应用该指标进行经验研究时需注意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评估研究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数据,筛选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33个国家风险因素;在运用SACE指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引入地缘政治和“中国威胁论”因素,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从企业层面以东道国发展差异分类应对风险,从政府层面应尽快组建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评级机构和体系。     

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寿险公司在试水养老地产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不仅制约着养老地产行业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解决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供给短缺的问题。因此,建立科学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养老地产投资风险进行定量评价,既能让养老地产的投资者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及风险管理,又能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量化分析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构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评判的标准,构建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以HZ寿险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寿险公司在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面临政策、市场、经济、筹划、运营5个方面的风险因素;HZ寿险公司的养老地产项目总体风险偏高,但总体风险偏向于一般风险水平,因此合适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投资;从单因素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政策风险”“有效需求不足风险”“管理与服务风险”风险级别较高,是寿险公司在今后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倾向于政府治理水平低的国家吗？——来自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

选取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指数实证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反映政府治理的五个维度中,东道国政府对腐败的控制水平、政府效能和法治水平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另外,这五个维度在发达和发展中两类国家对外投资的影响中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对腐败的控制程度、政府效能和法治水平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在发达国家中,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CIC)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省部级企业颇受关注。自2007年成立以来,CIC屡屡对外投资却屡屡受挫,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细细分析不难发现,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是CIC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以CIC海外投资为基本视角,通过对国有企业、CIC自身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阐述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种类及特性。在此基础上详述CIC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转变风险防范思路、建立风险分流机制以及完善CIC治理结构等。     

双循环背景下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

企业海外并购作为双循环战略中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国际循环积极布局,扩大海外市场,也可以为国内循环引进先进技术、保障原材料供给.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用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和会计指标法,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海外并购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综合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均呈负面影响,其中政治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能产生正面作用,其中对华关系次好的国家(地区)对我国企业并购后的超常收益率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并购能降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影响,增加并购成功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在并购过程中能缓解企业与标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能提高并购成功率,并扩大并购规模.由此提出建立国家风险识别、预警和管控机制,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经济共同体等对策建议.     

中资企业莫桑比克电力投资风险分析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风险也较为突出。以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电力行业投资为例,莫桑比克电力行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其拥有特殊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中资企业在莫桑比克面临的风险较多,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征地和环评风险等。因此,中资公司可通过构建全面的投资保险体系、寻求政府支持、加强风险预测分析等措施来分散和化解投资风险。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项目评估的起点,是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研究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以及建立灵敏的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依据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26个国家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政治层面的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政府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社会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应防范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距离所引发的政治风险。     

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实证分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伴随国际经济动荡与国际市场风险的不断加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反而出现逆市爆发性增长。西方发展成熟的跨国公司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中国公司,借助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公司对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真实选择权”理论进一步推广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建构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中国公司201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分析认为,作为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和“世界加工厂”,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就是在海外建立或获取一种“真实选择权”,以规避日益扩大的国际资源价格风险与人民币汇率风险;换言之,国际市场风险越高,海外“真实选择权”价值越大,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亦然。分析结果表明,利用2010年以来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月度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真实选择权”理论。     

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2008—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及区域状况,探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取105个样本国家,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模型,采用合适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三方面原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风险对策研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尚未完全出现转机、全球跨国并购投资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逐渐增加。其动因主要包括抢占国际市场、突破贸易壁垒、获取战略资源、提升技术能力等方面。然而在并购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风险,包括政治、社会、法律等外部风险和信息、资产、财务等内部风险。因此,我国企业需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工作,包括制订国际化发展战略、客观评估东道国的环境、重视并购协议、注重整体融合、完善生产经营整合、选择合适的支付手段,以提高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安全性,增加国际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法规、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素视角,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性质,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