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在爱中接近上帝--利奥·拜克论犹太教的本质

利奥·拜克反对传统的上帝观念,致力解构那种从存在、在场来理解上帝的神学。他强调上帝的伦理向度,认为宗教的核心不是认知上帝,而是构建人与上帝之间真诚而永恒的关系。"爱上帝就是爱人"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神人关系。利奥·拜克成功地将犹太教神学限制在伦理领域,在他的自由神学中,存在论让位于关系论,本体论让位于伦理学。     

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为了从共同体的秩序上把"伦理的"与"律法的"区分开来,康德首先区分了伦理的自然状态与律法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认为只有自由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认为所谓的"伦理共同体",其实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自己心中;而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为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单个人自身的不足才必须走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律法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的外在强制(哪怕说成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的"道德法则")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支配;不知道,但却必须服从,否则就会退回到律法的自然状态中去.这就是康德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布伯道德思想简论

马丁·布伯从人的"对话性"入手,从哲学人类学和宗教哲学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他把"我"、"你"的对话比喻为"狭窄山脊"上的相遇,这种相遇显示了人生的意义和无意义,世事的有常和无常,人类的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双重结构。在他看来,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都是没有的,我们永远处在善与恶之间。他认为,人的道德的终极来源不是人自己,我们不可能自己为自己立下道德律,人也不能仅靠自己就能够拯救自己;人必须倾听上帝发出的道德命令。通过启示的方式,我们发现了绝对的价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坏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康德宗教哲学对基督教“改过迁善”问题的反思

继三大批判以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善恶观,把人的弃恶从善视作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基督教现有的神学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试图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宗教,即道德宗教。针对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改过迁善”问题,康德深入分析了人性中的自由善与根本恶,将善与恶的转折归于自由意志下的向善禀赋和以该禀赋为基础所设的理性宗教上,继而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加尔文的犹太观:宗教改革语境下的相对宽容

针对《诗篇》中一些被寓意解经法解释为预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章节,加尔文按照字义解经法,将其解释为关于大卫王的历史记载,从而消解了寓意解经传统对相关经文的反犹式解读。加尔文承认《旧约》与《新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肯定了《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他坚持认为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和与基督徒所立的"新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超越了基督教传统中长久以来将福音与律法相对立的观念,认为犹太律法对基督徒的作用不仅停留在路德所认识的消极层面,也有积极层面的功用。与对待基督教的异端分子相比,其著作《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也反映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加尔文对字义解经方法的推崇则与他个人所接受的人文主义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他的"启示神学观"认为上帝的启示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希伯来圣经》和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以及犹太律法都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他对犹太教相对宽容的神学基础。     

中国神话之善恶观

分析中国神话其中生动有趣的神话故事,进而探究它们所折射出来的善恶观。中国神话中善恶分明,大公无私、为人民谋福利是"至善",而为自己谋取利益则是恶;绝对服从是善,而反叛则是"大恶"。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神话,挖掘出它的真正魅力和价值。     

权威在何处——拉比犹太教与佛教禅宗人神(佛)关系的比较解读

拉比约书亚与文喜禅师在对待神(佛)态度上的相似性为拉比犹太教和禅宗之间的宗教对话搭建了桥梁。拉比犹太教和禅宗都是高扬"人"的宗教,在人神关系上极力强调人的价值,从而使神(佛)作为信仰权威的色彩不断淡化,两者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然而,两者在本质的人神(佛)关系中存在差异,拉比犹太教依然为神保留绝对至上的位置,通过语言逻辑无限趋近于上帝之道;而禅宗将人与佛的地位拉平,不仅消解佛、菩萨之无上权威,而且消解人佛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剔除了语言逻辑的作用。宗教对话的意义在于通过交流实现彼此之间的深刻理解,而以相似性为开端进而挖掘两种宗教的本质区别这一过程,有效地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可以作为宗教对话的理想模式。     

道德与上帝——读《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反映的是康德的宗教态度,在书中,他为宗教找到了合适的位置:道德必然产生宗教.上帝在康德看来对人类是有存在必要性的,它来源于道德的需求.人性的至善禀赋,以及人类对幸福的渴求.上帝对我们来说是种信仰,这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一种道德的信仰.     

论哈斯卡拉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

哈斯卡拉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犹太表现形式,受到了欧洲启蒙基本价值观的影响。门德尔松、威斯利等服膺于哈斯卡拉的犹太思想家坚持以理性原则否定传统拉比的宗教权威,并据以指导犹太教和证明犹太教真理,力图将犹太教改造为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性宗教。哈斯卡拉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宗教宽容、普世主义、人的意志自由、真理神圣性以及通过理性获得幸福生活等观念,为犹太社区融入主流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也使得后来犹太教在神学、教义、律法、仪式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成为可能。     

论《秀拉》的道德倾向

莫里森将《秀拉》界定为一部"关于善恶和友谊的小说",但其伦理特征有待评析。总结了评论界对主人公道德倾向的现有看法,即秀拉是恶、恶中兼善和无恶无善三种观点,在辩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性的全面完善"两个衡量道德进步的根本标准,分析了秀拉几种典型"恶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影响,得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秀拉》是对传统道德观的质疑和颠覆,其主人公根本上而言代表着"善"的结论。     

论美国犹太教改革派运动

美国犹太教改革派运动发端于1824年。该派主张修改传统犹太教中不合时宜的律法、习俗和宗教习惯,从而增强犹太教的吸引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发展迅速,到19世纪末,它成为美国犹太教中最主要的派别,对指导美国犹太人进行了宗教实践和适应现代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徐(讠于)小说创作中的思想演变与发展

徐(讠于)小说表现了他由一个人道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创作轨迹,记录了作家对人性、爱情、宇宙、宗教、生命等的哲理思索,同时也表现了徐(讠于)在美好理想与悲观现实,善与恶、美与丑之间无法选择,最后走向虚无、走向上帝的感情历程.徐(讠于)的大部分小说是一种阐发哲理的"玄思小说",是现代人的"灵魂之舞".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中国佛教伦理与21世纪

佛教是一个对人间充满关怀、赋予责任感的宗教,它拥有因果报应论、善恶观、平等慈悲观、自利利他以及五 戒、十善、四道六度等丰富的伦理资源。这些资源对21世纪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普世意义。     

净土三经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佛教净土信仰的基本经典,净土三经伦理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离恶向善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离三毒之恶而向三善,离五恶而生五善,离浊世之恶而向净土之善;二是慈爱悲愍的弥陀愿力,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悲愿,包括拔苦之愿和与乐之愿,体现净土伦理的他律解脱特性;三是兼顾各类修习特性的道德修行方法,特别是三品往生方法;四是体现快乐安隐、纯善无恶、清净庄严的极乐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境。由此也体现了净土系伦理的基本特色。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