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人”之养成

［摘要］本文详细对比西方大哲康德与中国圣人孔子及儒家的德行论述与实践,说明康德的论述虽有利于我们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却不一定更能促成我们的道德实践。加之康德沿袭西学固有的局限比如神人相分,从而不仅在道德实践上,甚而至于在道德理论上都再也无法完全达成自主、自知、自律、自觉、自愿、自好、自乐地践履德行了。反之,惟有奉行天人合一的圣人孔子及儒家能够充分地肯定人之向善本性,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仅成就“成人”,成为君子,而且成贤成圣。自己的内心和谐中和,从而与人、与社会和谐中和,乃至人人、人与社会和谐中和,最终人与天地自然和谐中和,岂不是至善之目的王国的达成与实现吗！     

天爵与人爵——论德福一致何以可能

本文比较系统地清理西方以至康德的善恶观念,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德行与福报的关系难题,亦即是否真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德必有福,无德必无福",抑或这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康德亦是从神人之际或天人之别出发,从而得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尚且连极善都不可能达成,又怎么可能在人间实现至善或圆善呢?除非全知、全能、全善、全在、永恒的神之此在,而又同时人之灵魂不朽,因为前者将保障人之所有善恶皆无以隐遁,终将毫厘不爽地获得报偿;而后者会让人相信,人可以在无尽的未来中,只要不断地坚持向善,就终究会接近直至达成人之极善。而且,即使今生今世善恶未获应得的报偿,但人死灵不朽,善有善报而恶有恶报,所有人无一能有例外。不过,儒家却认为,人之达成极善的能力为天所完全赋予,所谓"天命之谓性"是也。圣人就是达成极善的楷模,而人人皆可为圣贤,则人人皆为圣贤之时,即是至善或圆善的实现之日。     

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明明德”“本性”与“诚”的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

《大学》所论"明明德"是彰显光明美好的品德之意,是《大学》三纲的基础;《中庸》所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是人物皆有的,人的本性是善的;"诚"是圣人所达到了的一种境界,一般人通过明善、择善、固执可以达到诚。明明德即彰显本性之德,本性之德是至诚无伪的,达到至诚方可充分显示本性;圣人是明明德、尽性、诚三者的完美统一。明明德内蕴的由己及人的责任意识、本性所内含的平等观念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诚则对为人、为学具有重大意义。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自由:自主性还是接受性?

接受性自由概念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康德的自主性自由概念,特别是他在《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从宗教角度所演示的自由概念出发,可以得知,康德的自由概念的中心关注是：“心灵改变”如何可能?康德认为基督教的恩典概念无法说明“心灵改变”中的人类生存中的向善趋向,进而指出导致人类生存向善的根本动力来自人类内在的绝对自由。这便是康德的自主性自由概念。然而,讨论发现,“心灵改变”只有在解构中才是可能的,而康德的自由概念无法说明善概念的解构过程。进一步分析表明, 善概念解构是在恩典中实现的。由恩典所引导的自由便是接受性自由概念。通过演示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自由概念,可以清晰地说明接受性自由概念是如何在人类生存中操作的。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之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非理性之先验设定,也非基于经验之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意志之传统观点必将流于他律.由是一、善恶概念乃是涵于实践理性之道德法则的;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之联系,福祸概念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二、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之意志,人性无善恶,但理性又显示了人类向善之潜能.那种认为康德持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三、该人性论和康德所持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内在统一的.     

“诚”是道德的心灵根基

儒家认为,在德性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德性的心灵根基.具体表现为:(1)"诚"是善的源泉;(2)"诚"是为善的持续动力;(3)"诚"是乐善的心理依托;(4)"诚"是道德教化的力量.     

“以美通善”与“美善合一”——康德与牟宗三审美地位说比较

康德与牟宗三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但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概念"自由意志"带有显著的公设性,使得美不必依附于善而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桥梁,随着美的"独立性"在三大批判中的凸显和强调,美最终被定位为"以美通善"的媒介。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是"体用不二"的本体,有着显著的呈现性,美也被纳入到"道德良知"的世界中而丧失了独立性,美在道德光辉的映衬下最终呈现为"美善合一"的样态。     

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

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一个隐性的“康德问题”,那就是他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康德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分出发,把人的实践分为“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前者属于现象界,涉及到人的行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后者属于物自体界,涉及到人的行动自由与规范的关系。在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中,随着物自体的被消解、科学技术和实证主义的发展,“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成了统一的实践概念的代名词,“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维度被掩蔽起来了。在当代哲学中,“道德地实践的”活动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康德问题”重新成为焦点,并显示出它的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对中国“民粹主义“ 的重新解读

中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概念和含义上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内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呈现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且这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在其历史背景、理论来源、阶级基础及理论表现形式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与此同时两者又在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忽视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对中国"民粹主义"的一种重新解读。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一个一致的概念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一个一致的概念,它分为先验的部分和学说的部分;其中,前者确立自由及其原则,后者是以之为基础对作为人的义务的考察。在作为人的义务的学说中,涉及到一般的人性问题,但这种人性是先天的;同时,由于道德形而上学是在实践的领域,涉及到在实践上的运用,所以里面有着经验性的内容,不过这并不损害其概念的一致性。     

“自在之物”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

康德对"出现"和"自在之物"的二分,预设了"自在之物"的存在,但由于我们理性的局限性却又不能形成关于它的任何知识,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它的存在,也就是怎样从"此岸到达彼岸",因此,有人就批判康德说这一概念是对传统哲学中超验实体这一教条主义的让步,是与他的批判哲学精神不一致的。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其实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并不是独立于思维的实体领域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思维工具,是我们人类思维在思考日常经验时必定要做的一种假定,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运行我们的概念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客观化倾向起了关键的作用。     

孔子"和"文化思想及现代启示

孔子"和"文化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文章分析了孔子时代的社会危机与"和"之重大价值的发现,梳理了孔子"和"文化思想体系的理论架构。作者认为,"和"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统领,"仁"、"礼"与"中庸"是实践"和"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孔子毕生倡"仁"崇"礼"、推行"中庸",致力于"和"文化思想的创造,建构了民族特色鲜明的体系。文章指出,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在于"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在于创造性地弘扬前代的优秀成果,思考人类的和谐有序、文明发展,其思想精髓对当今人类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