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世系群与汉人宗族的概念分析--从《努尔人》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说起

在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关世系群和宗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系群(lineage)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概念,与历史学视野中的"宗族"一词的意思最为接近,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世系群(lineage)"移译"宗族".然而,汉人的宗族与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分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对人类学的研究导入新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世纪坦言: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录 ,从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 ,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 ,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作的努力 ,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 ,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 ,中国学者对人类未来的关怀等方面 ,对中国人类学近 2 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忠实、全面的记录 ,这对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一件大事。我们从《人类学的世纪坦言》坦率诚恳 ,如实说出的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况、意见、观点、看法和评论中 ,既看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 ,又窥见了新世纪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崛起——《乡村人类学》献辞

人类学以其"以人为本"的学科性质对人类回溯自身的认识历程有特殊意义。在其诞生一百多年间,都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简单社会的异文化进行研究。中国学者费孝通力挽狂澜,着力于自己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由此拨转了国界人类学的大方向,开拓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此后这一研究脉络不断丰富。《乡村人类学》一书的出版即是作为中国乡村学派出现和崛起的记录和见证。     

闻一多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比较

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和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法都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但是两位学者并未依附于某种已有理论,而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反思中西话语对文明与野蛮的建构。闻一多对中国"神话与诗"的主位阐释与作为"他者"的葛兰言的"中国文明"研究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然而前者的民族自我表述常陷入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矛盾之中,这一特质在与西方学者的比较中更易显露出来。     

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在中国近世人类学发展史上,前辈学者李安宅引入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其著述涉及社会学、意义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广阔的领域,但他是借助各学科知识去透视、分析和衡量人类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他译介和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他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成就,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尚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管理学和人类学的对话及发展：工商人类学的兴起

工商人类学是广义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与经济人类学和管理人类学的联系紧密。在传统的四大人类学分支中,她应该被囊括在文化人类学中,是一门新兴的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之外,工商人类学和当今的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联系也非常紧密。田广教授（美国）主笔的著作《工商人类学概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什么是工商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工商人类学的独特方法和贡献,并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展望。将田广博士等编写的这部工商人类学巨著介绍给国内学者和科研机构,以推动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发展。     

"人类学转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文学人类学第四届学术年会综述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于200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贵阳花溪举行。文章从人类学对传统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学范式看人文社科研究、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创作、质疑和反思等四方面介绍本次与会学者的观点。     

弗雷泽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

弗雷泽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贯通古今的知识贮备为以比较研究为特色的新人文学开辟出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学问传统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视野相联结,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在历经十余年的开拓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学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观（文学观）,也就是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态文学提升到大传统的地位,用多重证据法来实现具体研究操作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凸显了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意义。     

从神圣旅程到交互时空——以泰北中国游客的文化体验为例

学者们通常将旅行看作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世界的过渡仪式,仪式理论这一分析模式的不足在于,它将作为旅行者的时空与作为日常生活的时空割裂开来,忽略了旅游过程中意义生成的语境所具有的交互时空特征。通过对泰国北部中国游客的参与观察,我们发现中国游客对于泰国的文化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有生活空间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比较的结果。本文认为,出境旅游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旅游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研究关注的对象,我们应拓宽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在以仪式理论为基础的"神圣旅程"范式研究外,思考如何在交互时空的语境中分析游客的文化反思与意义生成过程,从而探索实现作为文化批评的旅游人类学的新路径。     

方法论问题:文学的人类学转向——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扎记

2011年5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论坛在重庆市永川区召开。结合会议"文学向人类学的转向"的主题,回顾了人类学转向的源起与历史,展示了转向过程中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肯定了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意义。     

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

章培恒先生从年轻时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服膺鲁迅的文艺思想。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接受五四精神的熏陶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朱东润先生学习古代文学和怀疑精神;从蒋天枢先生接受古代文史的基础训练,学习不曲学阿世、不人云亦云的精神。后来又汲取了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和长处,从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人文科学领域里的一代大家,也成为复旦学术传统的优秀传人。     

移情还是感应:朱光潜论“有我之境”

虽然朱光潜曾对立普斯的＂移情说＂作过一些批评,但他总体上接受了立普斯＂移情说＂的观念方式,并试图用＂移情＂来解释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朱光潜认为,＂有我之境＂是移情作用参与其中的艺术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没有移情作用,是诗人于冷静回味中得来的。他还认为移情是艺术思维、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的共同特点。然而,当朱光潜对立普斯、王国维进行批评时,其论证上的脆弱和矛盾却提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都只能用感应而不是移情来说明。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自主选择——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问题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滕星教授针对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问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自主选择是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育良性运行和发展的指导原则。     

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

在这篇访谈录中,滕星教授以自己多年来在国内外开展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亲身经验,特别针对他在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社区女童教育问题开展的田野工作,做了深度的教育人类学报道与阐释,提出了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标准,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化和理论化颇有裨益.     

冯契智慧论——基于古代中西方智慧的理论创新

分析了冯契对智慧理解的独到之处，认为冯契强调智慧使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智慧的境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的。指出哲学家们尤其是冯契对智慧的理解对于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缅怀改变我人生志向的导师--何干之教授

回忆老一代理论家何干之教授1948年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培养研究生的经过,说明何干之教授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阐述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和治学要领,反映我国两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坎坷之路和光明前景。     

The different voices of help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ounting dilemmas

Carol Gilligan (1977, 1982) has proposed fundamental gender differences. Women typically conceptualize interpersonal dilemmas in terms of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hereas men often orient to dilemmas as practical problems. Although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se gender differences, they have usually been treated as psychological traits or abstract moral orient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show how Gilligan’s theory account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when interviewees described their efforts to prevent others from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DUI intervention). This result extends Gilligan's theory by showing how it can account for real lif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demonstrating the relevance of Gilligan's gender differences to everyday life, we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her ideas. His interests include divorce, social demography, and research methods. His book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vorce will be publish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erome Rabow has been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since 1965.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articles in the areas of drunk driving intervention, gender and money, education, and race relations. He recently completed Tutoring Matters: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How to Tutor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 book based on the tutoring experiences of his UCLA students. Professor Rabow is also a psychotherapist in private practice in Los Angeles. He is also Research Psychologist and co-director of the Substance Abuse Research Center in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rofessor Newcomb has published over 200 papers and chapters and has written three book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tiolog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dolescent drug abus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thodology,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human sexuality; health psychology; attitudes and affect related to nuclear war; and cohabitation, marriage, and divorce.     

李靖宇教授:区域经济学的拓荒者

李靖宇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开发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世界市场经济格局与东亚自由贸易区成长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等工作。他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与学生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学有所成的硕士生,而且还为境外大学指导了一定数量的博士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沿着通往科学高峰的崎岖小路不断攀登,在学术领域刻意求新、成果丰厚,获得同行好评,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而且注重社会实践,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人际关系中创造性转换的自我”何以可能？——评杜维明对儒家“哲学人类学”的“创造性阐释”

杜维明以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儒学作出“创造性阐释”，把儒家哲学阐释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的实现除了需要内在主体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外，还需要在外在人际关系的层层拓展与交互作用中进行创造性转换。但这种“创造性阐释”方法仅仅是观念的诠释，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也缺乏历史条件的支撑，更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