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杜甫集诗歌艺术之大成,从盛唐走向中唐,成为这个过渡期的重要人物。柳宗元作为中唐文坛的代表,与杜甫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诗歌主题、情感载体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自觉接受,并且像杜甫一样获“诗圣”、“诗史”之称誉。     

论梅村体

明清诗坛上,抱残守缺、摹仿唐音宋调之风盛行,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能学古而不泥古,在借鉴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成就突出的当首推吴梅村。吴梅村在明末清初诗坛上声誉极高,“蔚为一时之冠”。他一生诗作一千零三十首,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当为梅村体,即吴梅村在学习借鉴长庆体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风格。它的内容以反映明末清初的重大史实为主,形式上为五七言叙事歌行体制,风格含蓄深沉,回环绵密。下面就梅村体的内容和艺术两方面作一粗略的探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薛能诗歌渊源初探

薛能口头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作出尖刻的评论,但在实际诗歌创作中却自觉地向这些“前辈名家”学习。其诗歌渊源复杂,在诗歌思想、风格上受李白、杜甫、陶渊明影响最大;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最深;在诗歌创作态度、艺术技巧上颇受贾岛等影响较深。最终形成豪健和英逸并存的诗歌风格,但未能超越这些“前辈名家”。     

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

以往论者普遍认为吴梅村的诗风以明清易代为界出现过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易代之前，吴梅村只是一个“吐纳风流”的“艳才”，经历了鼎革之变，他的诗歌才变得激楚苍凉、风骨遒劲。实际上，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题材、诗体、艺术表现和意绪格调等各方面已然确立了相对稳定的个人风格，后来的诗歌创作不过是这种风格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化。吴梅村的早期诗歌在其整个创作历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应当被低估的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论陈与义五言古诗

南北宋之交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其五言古诗的创作善于借鉴学习杜甫诗歌的创作技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其五言古诗在遣词造句方面比较成熟,但在“体势”上则未达到杜甫五言古诗的高度。     

论宣城派

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叙事性与杜甫咏物诗的辨体意识

叙事性是杜甫咏物诗体物艺术的重要特性,通过研究杜甫咏物诗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与重组,可以看出其诗创作的辨体意识：古体咏物诗和近体咏物诗分别依托词句形式和章法结构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节奏与风貌;物的客体属性会影响诗歌体式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最终使物呈现出不同的神韵风度;咏物组诗则构建了内在的逻辑线路,在文本复加的结构中完成组合叙事。杜甫在充分发掘诗歌体式特质和功能的过程中以“事”写“物”,从而实现了传形入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论“梅村体”的用典

论“梅村体”的用典程相占吴伟业著称于世的“梅村体”渊源于元白的“长庆体”。较诸元白之作，“梅村体”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用典。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将二者作过简单比较：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     

论吴伟业的诗

吴梅村的叙事诗被誉为“梅村体”，达到了中国叙事诗的高峰，被称之为“绝调”。对他的叙事诗的评价，历来总是认为吴梅村是“诗史”，通过诗歌寄寓兴亡之感，具有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本文认为吴梅村诗歌的独特魅力在于关注个体命运，展示时代苦难、人生悲哀。诗中对人的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皆缘于诗人对个体命运的极度关注。在吴梅村的诗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歌儿舞女，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些人物在易代之际的升沉荣枯，繁华寂寞，无不寄托着诗人的兴亡之感     

杜甫对《诗经》“风雅”与“兴”传统的接受与求新

《诗经》开创了立足于人生与现实的"风雅"传统,以及讽喻时政的"比兴"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奉儒守法,在诗歌创作上倡导"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盛唐时期的狂飙突进之风以及中唐的日趋衰飒之气,在其诗歌中都打下极深的烙印,诗继风雅的"诗史"风格以及力主发兴吟咏、诗兴通"神"的诗歌理念,则反映出创作上注重创新性,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

李贺诗歌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被誉为“长吉体”。“长吉体”具有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等艺术特征 ,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类乎香山 风华为胜——谈吴伟业叙事诗对白居易的诗的学习与借鉴

吴伟业的叙事诗歌是继盛、中唐杜甫、白居易之后叙事诗的又一个高潮 ,他学习白居易诗歌反映现实生活 ,描写明清之际的时代画卷 ,同时又能够熔铸出新。内容上不但写“实事”而且写“史事” ,艺术上他不同于白居易的求俗而追求典雅 ,将抒情发展到极至 ,使其作品不脱文人诗歌的典雅蕴籍而风华自具 ,堪称明清之际一大家     

杜甫歌行中的“尚奇”特质——兼论从汉乐府到中唐诸家的尚奇传统

杜甫歌行中有雄奇险怪一体,上承汉乐府《郊庙》、《铙歌》,中受李白、岑参的影响,下则开启了韩愈、李贺等人的歌行。此类作品从"尚奇"的角度,打破了歌行婉转流畅的旧格,对歌行体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发展都有突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