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少,备受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数估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存量水平,依据城市政府颁布的居住证管理政策文件估算农民工对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在此基础上系统测量农民工实际享有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结果显示:居住证制度规则下,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但实际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排他性服务领域农民工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间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与存量水平呈现逆向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服务存量,但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并未享有更多的服务.城市政府开放基本公共服务的意愿而非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决定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为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决策安排提供了基础信息.     

双向赋权与农民工入户策略

以广东省 Z市为例,采用混合研究法,从双向赋权角度对农民工入户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部分农民工采取了“一家两户”的入户策略,而这一选择是农民工在城乡推拉力共同作用下“保底竞优”的策略选择。城市通过居住证制度赋权农民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降低了入户带来的城市福利效应,形成了入户的推力效应;但基本公共教育资源的短缺,迫使农民工家庭通过入户来竞逐有限资源,又形成了入户的拉力效应。国家通过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化赋权方式,使农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与城市地区越趋接近,降低了农村的推力效应;与此同时,农村土地仍具有风险规避功能,农民以保留农村户口确保土地权利的延续、土地的升值以及规避城市风险,提升了农村的拉力效应。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和思考——以石狮市为例

在概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以石狮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例,就如何推进城乡户籍管理一元化,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等进行探索,分析提出与居住证相挂钩,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健全社会改革配套制度等对策,以为加快城市化步伐提供借鉴。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对目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面临的诸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原因,也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不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相关,需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城乡融合视角下人口迁徙制度改革探究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人口在城乡之间形成双向流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口迁徙制度进行改革。文章总结了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的成都西部片区在推动人口迁徙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目前城乡人口迁徙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推进城乡人口迁徙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制度上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带着财产权落户;明确新村民可享受和获得的各项权利;加强城乡一体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打破从居住证到户籍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由王永乐、李梅香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书紧紧围绕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显     

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与策略构建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农民工城市社会的适应性,分析了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与障碍,提出了重塑社会价值理念、推动制度创新、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重构个体网络支持系统等推动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策略,保障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整合和秩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有效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住房保障研究

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由农民工住房保障现状反思我国城市化,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上;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承受能力有限,应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低廉的租住房,从而降低他们的住房支出,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要通盘考虑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除了强调政府责任,还应加强用人单位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上的供给;我国城市化不应该以农民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我国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城市群建设;同等对待城市住房的所有权与租住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发挥市场和非正式部门在农民工住房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暂时保留农民工的两栖身份。     

统筹城乡发展与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加快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的转移步伐,但由于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既需要国家户籍管理、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又要从劳资关系角度保护农民工劳动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并从多方面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贯彻落实。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存在不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采取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井口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     

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及均等化对策——基于宁波市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等状况依然存在。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的重要内容。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宁波的城市和农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乡差距仍可从财政支出、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比较。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仍需不断完善制度、丰富体制和搭建信息化平台,从而进一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农民工医疗保险:从国外经验谈我国政府责任的强化

农民工处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夹缝中,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不仅被城市医疗保障体系拒之门外,而且在实际操作上又不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接受。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凸显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和“不到位”。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今政府的首要职责,也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增进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的工作重点所在。因此,在为农民工建构医疗保险制度过程中,首先应当澄清认识误区,明确政府的责任定位,在此前提下,对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做如下定位：立法责任、制度责任、财政责任、组织责任、监督责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

制度障碍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之一 ,其作用具有明显的刚性 ;制度创新是释放城市化空间的重要路径。当前对中国城市化影响力最大、最直接的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管理以及改变必须购买商品房的规定 ;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城镇土地的年租制 ,降低企业和个人进入城市的门槛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扩大保障面 ,根据不同的保障内容实行不同的过渡性的保障办法 ,逐步将农民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 ,为未来 2 0～ 30年中国切实实现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换提供制度保障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农民工社会救助意识薄弱、政府社会救助资金不足等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缺失。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是农民工应对社会困境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要求;不仅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还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步骤。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必须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必须发挥政府、农民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必须从提供主体、资金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设计好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信息不对称、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收入——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进城就业实际上是自身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二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实现交易。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工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交易的效率低下,劳动资源得不到合理整合和有效配置,农民工就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农民进城务工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我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应该加快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确保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地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