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缓解“因病致(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过程主要分为萌芽兴盛、衰退解体、恢复重构、新农合试点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五个阶段。 为实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规范发展,必须在功能定位层面,始终坚持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确保农村居民公平享有健康医疗保障的权利;在体系建设层面,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农村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减缓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压力;在运行主体层面,将“政府主导、农户主体”作为制度持续发展的基点,强化参保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建设;在覆盖范围层面,关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群体的参保补偿方案,考虑建立贫困农民群体的长效参保机制;在发展趋向层面,按照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逐步建立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农民工医疗保障与服务的缺失及改进路径——基于湘潭市354名农民工的调查

以湖南省湘潭市354名农民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就农民工患病就诊、治疗支出以及医疗保险提供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患病率高,就医费用过高,多选择非正规治疗,应对疾病风险能力低下,医疗保险方案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问存在较大差距。这显示出医疗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农民工的不同生存境况,城市医疗资源过度市场化制约了农民工分享公共医疗资源,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政策监管滞后。基于此,提出应建立多层次、开放式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应强化政府主导责任,构建农民工医疗安全网,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制度等方式促进农民工合法医疗权的实现。     

大学生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辍学”的现象在我国高校中越来越多见,过去的大学生医疗保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主要问题在于：大学生的医疗保险制度缺失;政府没有为大学生医疗保险买单承担兜底责任;医疗保险资金筹集渠道单一,缺乏资金;医疗保障水平低,无法给予学生全面有效的医疗服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进,大学生医疗保险问题的解决也应摆上议事日程了。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现存问题与改革思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建议方案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难题之一,医疗保障改革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通过分析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认为,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政府投入二式化与公立医院行为异化、社会医疗保险欠公平、低效率等问题,存在"管办不分"、"管制俘获"与政事合一,此外,卫生保健体制二元化、政府责任间接化也是突出问题.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提出了医疗保障改革的一个建议方案、医改方案的总目标、基本方针、基本原则,设计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建议方案的具体内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并提出了积极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保障措施.     

关注农民工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北京市城镇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明确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农民工被纳入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的范畴。然而,实践中的诸多困难使探索中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也“遗忘”了这一群体,更不用说大量外来工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医保现状的分析,发现政府能力和企业逐利的特点使其失信于农民工,加重农民工的抵触心理;指出在提高政府能力和诚信度,增强对企业约束力的前提下,把农民工纳入其就业地而非户籍所在地的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更可行。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公平与正义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追求的必然价值,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嘉兴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地,不仅从公共服务的政府输入和公共产品输出方面强调城乡居民的均等享有,还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的机会、保障等方面强调政府责任。这种责任所体现的不仅是政府道义上的责任,更是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     

论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与政府主体角色

当前,建立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的主体角色和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但目前在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存在政策落后、公共服务不足、就业阻碍、监管不力、引导不够等政府主体缺位错位的问题,政府应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确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理念和服务意识,并明确自己的主体角色,进行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建立完善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体系。     

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探析

韩国医疗保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和社会环境大变化下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个阶段,这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韩国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体性、事大主义倾向、儒教文化、家族主义、政治社会意识等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促进了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受事大主义倾向的影响,韩国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造成了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注意汲取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行相关政策。     

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在构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中必须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央政府应承担其中的财政投入、目标规划、政策制定和政府间协调职能,而地方政府可以承担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提供者、制度建构者和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宁波市江北区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可以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其目标是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地方政府可以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安排者,其责任是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政府既可能是生产者,也可能是安排者,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以生产者、提供者和监管者的多重角色促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可及性和均等性.     

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少,备受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数估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存量水平,依据城市政府颁布的居住证管理政策文件估算农民工对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在此基础上系统测量农民工实际享有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结果显示:居住证制度规则下,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但实际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排他性服务领域农民工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间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与存量水平呈现逆向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服务存量,但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并未享有更多的服务.城市政府开放基本公共服务的意愿而非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决定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为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决策安排提供了基础信息.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与未来走向——基于1978-2012年政策文本

农民工社会政策作为政府回应农民工群体流动的重要制度措施, 在不同的时期遵循着不同的建构逻辑。通过对1978—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政策公报中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发现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经历了从流动控制向制度吸纳的转向。在西方社会权利理论和本土社会现实的双重启发下, 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未来的建构将遵循社会权利逻辑, 注重社会公平, 强化农民工的主体性, 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以10村444户农户调查为例

为了探讨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通过对2005年组织的"中国10省10村乡城迁移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分析了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对从未外出劳动力进城打工决策、农民工继续打工与回流决策及永久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提出了把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公平性研究

采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问题,认为我国农民工工资是被严重扭曲的,这必然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通过分析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不公平博弈,认为企业会一致采取扭曲农民工工资的联盟行动,而农民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是被动、弱势的;另外分析了我国买方垄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认为农民工实际得到的报酬低于企业的边际收益,说明企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因此,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不公平的,需要通过改革措施将农民工工资提高到合理水平。     

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2011-2012年两次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约为69%,其城镇医保参保率约为26%,内部马太效应明显;参保率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显著相关,但影响呈多元化态势;参保率也与家庭规模、流动经历、定居意愿、流入省份等显著相关;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度对参保率具有显著正效应;社区流动人口比重、社区服务质量等社区因素对参保率具有双重效应。因此,需立足社区视角,重点做好弱势流动人口的社区帮扶,人性化地开展社区医保宣传指导工作,改进社区服务方式方法,更多地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并逐步改革医保制度设计、平衡各类医保的受益率,尽早实现全国医疗保险的整合统一。     

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为此应实行以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的改革，逐步形成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相结合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范围覆盖全部职工、费用三方合理负担、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紧密结合的失业保险制度。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论“双轨制”养老保险制度对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基于2008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的养老压力加重。长期以来我国对不同的群体设置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影响到了人民的公平感和社会的稳定。文章基于2008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比较了现阶段我国在不同单位属性就业的人员在养老社会保障待遇公平感方面存在的差异,然后进一步分析养老保障公平感与整体社会公平感的关系。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障的公平感优于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障是否公平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感,以此说明目前的养老保险"双轨制"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反而加重了不公平感。     

德国医保筹资制度的改革路径分析--基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政策视角

德国现行社会医疗保险资金筹集制度在老龄化和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压力下亟需改革,单一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按人头计算保险费用模式、按风险程度支付保险费用模式是德国当前三种主要的改革路径选择,其改革的核心是目前家庭共同保险制度框架下的少年儿童和不工作的配偶是否继续仍然不用缴纳保费而享有保险。改革的目的是把目前的法定医疗保险与私人医疗保险并存的双轨制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单轨制,并在结合其他配套措施的基础上由传统社会福利国家转向现代社会保险国家。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它正在由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推进力量向新时期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转化。农民工问题直接牵涉到亿万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力及文化融洽、精神和谐等内容的综合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从而迫切要求国家通过调整制度安排及政策措施来加以解决。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能否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应该将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我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采取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思路,稳妥有序地为农民工提供融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机会,最终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