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李商隐政治诗的悲剧创作心态

李商隐一生以悲苦执着的政治追求创作了大量政治诗。然而在其政治诗的创作中 ,由于晚唐社会的悲剧使诗人不仅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 ,也孕育了“才命两妨”的悲剧命运意识和“人间桑海朝朝变”的悲观宿命意识 ,并使其政治诗创作浸淫在“爱君忧国去未能”的悲剧心态之中。本文从李商隐政治诗的创作心理历程分析了其政治诗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 ,揭示了诗人政治诗悲剧创作的心理轨迹     

论英语图像诗的流变

诗是既吁求于眼又吁求于耳的艺术,诗人总是想把最好的词语放在最佳的地方。在英语诗歌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图像诗,在中世纪的英国诗人中还出现了一股创作热。20世纪初期爆发的自由诗革命和意象派诗歌运动使诗的形体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图像诗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代表诗人是威廉斯。20世纪中叶以卡明斯为代表的具象诗人将图像诗创作推向了高潮。图像诗在英语诗歌中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以诗行排列成图案的“形体诗”和以字母的巧妙布局呈现出诗的意义的“具象诗”是英语现代图像诗的两大代表。     

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诗人蒲风向来重视诗歌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漠视诗的理论学习,而且“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诗歌理论的帮助”(《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强调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诗人就必须“借重诗歌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蒲风一贯的创作思想。艾青讲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那么蒲风的诗神是带着“诗歌大众化”的响亮口号,勇猛地走进劳苦大众和战争中去了。在     

论李金发象征诗的艺术特征

象征主义是近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兴起的一个具有深广影响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象征主义文学发展的先导和主流就是象征派的诗歌运动。八十年代初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股“朦胧诗”创作的潮流,产生了至今难以估量的影响,诗人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就是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实际上,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象征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就已经被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诗人群介绍到中国来了,新诗诞生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也产生了象征诗创作的萌芽,但真正在创作上进行勇敢探索和大胆实践的是李金发。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苏雪林也在《论李金     

论陈衍的宗宋诗学观

本文以唐宋诗之争为视角,综合分析著名诗论家陈衍的诗学观点。其论诗宗旨是“三元”说和“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合”说。对严羽以迄清代宗唐派总体上持批判态度,对明七子批评尤甚;大力宣扬宋诗理论,为“同光体”指引前进方向,并创作出清隽奇峭的宋诗型诗歌。其中也不乏持平之论和精深见解。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     

论文同的咏竹诗和墨竹画

苏轼称赞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文同写了大量的咏竹诗,赞美了竹的高尚情操,寄托了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美学情趣。他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创作了大量的墨竹画,收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他开创了墨竹画派,并同苏轼一道,促进了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     

王勃诗刍论

唐初诗坛仍然笼罩于齐、梁的文化氛围之中。诗人创作情感与创作理智、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创作习惯与改革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构成诗人内在气质的二律背反。位居“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在走出二律背反的深谷的尝试中,迈出了艰难的步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具有典型意义。诗人从创作题材的开拓入手,进而在展示个人生活,抒发个人情感的题材创作中,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艺术风格。透过王勃的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时代精神的折光,而且是诗人苦难历程的投影。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徐渭与袁宏道“竹枝词”创作比较

作为文学观念前后相续的晚明诗人,徐渭和袁宏道不约而同成为明代创作“竹枝词”最多的诗人之一。无论所反映的内容是乡土风情诗、市井风俗诗、游历诗、还是时政抒怀诗,他们都力图突破旧有的文学观念,体现出对民间“真诗”的自觉借鉴与创益。但由于各自性情遭际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们的“竹枝词”创作又呈现出一个静谧清新、一个佻达猛厉,一个含蓄沉郁、一个诙谐幽默,一个激愤而富于哲理思考和批判意识、一个鲜活敏锐而在愤懑中终归消极等种种风格情态的差异。通过比较,我们确实从中感受到这两代诗人在相对文人化与世俗化、社会化与个人化的道路上的转变。     

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

金代杰出的鲜卑族诗人元好问,以“一代宗匠”独步金元诗坛.他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丧乱诗”,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他的山水景物诗,独创一格,可与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的作品媲美。纵观元好问的山水景物诗,佳篇丽句萃若林,意之所在,随物赋形,“上者可以惊心动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李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

李贺在文学史上是极具创作个性的诗人。他的诗以其独特的构思、奇异的想象和绚丽的词藻 ,彪炳诗坛 ,为世人所瞩目。李贺为什么能够创作出如此别具一格的诗篇呢 ?质言之 ,因为诗人有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 ,他提出了“笔补造化天无功”的命题 ,强调“人工”胜“天功”,旨在追求一种艺术美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诗歌领域里的想象大师

本文指出史蒂文斯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最富于想象力的诗人。阐述了诗人想象力的根源。他是一个“幻觉”诗人 ,他的想象力又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他创作了许多表现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的诗。最终史蒂文斯成为与庞德、艾略特和威廉斯并驾齐驱的大诗人     

试论白居易在词发展史上的贡献

白居易是唐代最早写词的大诗人之一，白氏对词发展的贡献主要是：“以自己的“新歌词”推进了“声诗”向词的演化；以词作实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以自己大诗人的声誉和影响．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     

“失意”与“诗意”的交融———白居易的江州生活与诗歌创作

江州之贬是使白居易陷入极端痛苦和不平的重大事件.在江州时期,诗人的“失意”之情流之于笔端,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江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营造住所、读书写作、尽情娱乐、交友唱和、悠游山林,并把眼前的生活呈现为“诗意”的境界,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实现了个体精神的超越,使“失意”的现实生活转化为“诗意”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