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应当将运行机制改革与监督机制改革相并行,使司法运行良性化、理性化;应当坚持改革的合法性与适时修改法律相统一的原则,把改革行为限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排除任何违背法律规定的改革措施,同时注意适时修改法律;应当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相结合。     

论程序法定原则对司法改革试点的保障和限制——以速裁程序改革试点为例

司法改革试点是在突破既定法律规定,以试点为手段的推行体制或机制创新.改革试点要"依法"进行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逻辑要求,以使司法改革试点能够涵盖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内的整个合法性秩序.速裁试点程序作为司法领域首例"试验性"立法 ,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决定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自主创新与试点合法性的矛盾.但是"试点"模式在实践中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     

美国对"次贷"的金融监管及其经济法学思考

美国的"次贷"危机所涉及的体制和制度问题都是经济法学传统的、固有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经济法学大有可为.住房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及"次贷"危机是典型的"综合经济法律问题",涉及多个部门法,需要动用各法律部门尤其是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原理,综合系统地分析解决.     

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探析

课程改革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它应是公共政策行为的一种,因而它同样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是教师、学生等利益者对其价值和行为的认同与服从.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对课程改革的顺利和有效的推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成败.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合法性,避免出现合法性危机,笔者认为要从合乎法律、有效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环境的一致等几个方面着手.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从“E”调看大学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宏大叙事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使大学出现了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笔者从"E"调出发认为,大学只有按照自身的逻辑起点做到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保持自由精神,自觉从事高深学问的探求,提高其"能量",才能解决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论美国次贷危机的法律根源

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它同时包含众多法律问题。次贷危机的法律根源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次贷证券的担保机制存在重大缺陷;第二,次贷产品的扩展机制过于依赖存在利益冲突的评级机构;第三,在金融市场的作用扩大的条件下,政府的保护机制未能及时更新。     

政治合法性视域中的中国改革

本文试图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对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并运用合法性理论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合法性的获得、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重塑三个阶段.文章最后通过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相结合才是中国重塑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次贷危机视角下我国资产证券彳匕的法律风险

美国2006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直接导火索是次级按揭贷款,但使危机不断升级的却是衍生于按揭贷款的证券化产品,因此次贷危机也被称做资产证券化危机。在强化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的同时,要关注资产证券化自身缺陷所引起的法律风险。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IMF的金融危机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经济学视角

借助于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探究了金融危机国际治理首要主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作为自利行为者、有限理性行为者、受制度缺陷约束的行为者和资源有限的行为者的特性和危机治理行为。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IMF与其他的金融危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与美国的关系是相互的代理人关系和仆人-主人关系;其与危机发生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是治理资源与治理行动的不对等供求关系;其与区域性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以上关系也从不同侧面对IMF的危机治理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本文认为,改革IMF必须着眼于其本身特性与其内外部约束条件。     

G20金融峰会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问题探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未能在当前经济危机中为各成员国提供有效援助,以助各国经济恢复,引致各国要求IMF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呼声日益强烈。在2009年4月的G20金融峰会上明确提出了改革IMF的议题。现在IMF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自身进行改革,其中包括灵活信贷额度与发行债券等举措。IMF通过对自身的改革来帮助各国抵御当前的危机,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国际金融秩序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国际金融体系危机,建立于美元霸权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具有不可持续性并推动了危机的蔓延,增大了危机的破坏性。面临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国际资金流动监管加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我国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并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渐进有序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我见

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 ,从健全国际资本监管、完善 IMF职能、争取“平等对话”等方面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金融稳健性评价指标的新发展及在中国的应用

金融稳健性指标(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FSI)最早出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银行体系稳健性和宏观经济政策》(1996)。虽然IMF已经意识到金融稳健性的意义,但亚洲金融危机仍然爆发。结构性的资产负债表问题不仅仅暴露在1997年的危机中,而且依旧暴露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在全球确立FSI监测和评价指标,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社会的重要议题和G20国家的共识。本文具体介绍了金融稳健性评价指标的最新发展情况,并探讨了采用该监控指标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决策机制及其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F)的内部决策机制由份额和投票权所构成。这种内部决策机制使得发达国家控制着I MF的大部分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I MF运作60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I MF的内部决策机制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对I MF的内部决策机制进行改革就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深入研究了I MF内部决策机制中的份额决定机制和投票表决机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IMF总裁选任制度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总裁在IMF的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IMF总裁选任规则的缺陷与不足却未得到恰当的纠正和补足,IMF之职能与目标的实现亦因此而受到阻碍。IMF、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改革IMF总裁选举规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完善,以打破"任人唯亲"的"欧洲传统",建立"任人唯贤"的IMF总裁选拔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国民参与IMF管理工作的广度与深度,真正实现成员方共治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的法律机制

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对于达成宏观国际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避免两者共同成员的权利义务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两个国际组织已经在日常工作和各自的管辖范围方面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合作关系和相应的法律机制.从规则安排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争端解决案例来看,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地介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内部事务,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保留了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对其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利.     

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IMF:挑战与对策

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IMF面临诸多挑战,集中表现为外汇管制的回归与汇率波动的无序化挑战其故有宗旨和目标;全球美元化趋势挑战其所主导的信用本位体系的稳定与公平;频繁的投机活动挑战其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机制挑战其决策的垄断性。这要求IMF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包括提高IMF分额,增强对危机国资金援助的能力;强化IMF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功能;改革IMF的决策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力量;加强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之监督研究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有关的监督条款的分析,透观其监督实践与效用,简要地阐述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监督之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