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礼》丧礼制度中的农林器物

礼仪制度以物质为基础,儒家三《礼》中的丧礼部分记述了我国古代植物原材料大量应用于丧服服饰和丧礼用具。通过记载丧礼仪轨的《仪礼》《礼记》等篇章,可以看到古代的礼器制作会因地制宜地选取生产生活中的常见草木,通过“制物之性”与“托物言志”两种原则,使植物的自然与人文属性得以发扬,满足伦理生活的需要。其中,“制物之性”直接运用草木的物性,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追求;“托物言志”则将植物的自然属性引入到人文世界中,通过草木的文化意涵抒情表志、送别亲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推类”思维方式在礼制中具体而微的呈现。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论儒家敬身之道

儒家敬身之道的原则是“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不是仅仅为“身体而身体”。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亏其体,二是不辱其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反思儒家敬身之道对个体身心健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先秦儒家美学中的“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已经开始把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仪”与反映礼的精神实质的“礼义”相区别,以仁释礼,礼乐结合,内外一致。“礼”也就超越了实用与功利的目的,逐步转向审美。     

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

探究我国古代儒家学说, 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精深的公共关系意识： 儒家的仁政学说与公共关系学有着共同的依据和出发点－ － 公众利益; 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公共关系学说所倡导的“真诚合作, 互利互惠”原则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儒家所强调的“礼”包含了公共关系活动中所讲求的礼仪。儒家的 “人和”思想恰恰体现了现代公共关系学的 “双向对称模式”的精神实质。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论“哭”

“哭”见于“三礼”,近二百条。礼之用何？《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札不成;教非礼不备;分争辩颂,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有五,吉、凶、军、宾、嘉是也。“凶礼”亦有五,《周礼》：“一曰丧礼,哀死亡;二日荒礼,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吊礼,哀灾祸,遭水火也;四日桧礼,哀围败,同盟会则货,以史其所丧也;．h曰恤礼,哀寇乱,邻国相忧也。“凶”事致哀,各国皆然。唯我国古代,即哀哭亦当依制,不当哭而哭、哭而失度、哭而不在也哭之所、当无声而有…     

《礼记》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与礼仪

儒家以“孝”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是来自于人类关于“天人合一”的认知及其深化,来自于人类认识自然对人生存的意义,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意义.“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孔子将人类行为的起点归结为“孝”,其实就为人类寻找到了自身的生存依据,也为社会行为个体处世修行寻找到了重要依据,将“孝”与“礼仪”相结合,以“礼”为载体,用“礼”的外在形式来体现“孝”的思想内容,这不仅符合人自身的生长需要,更反映出儒家教化成人的基本特点.     

论礼乐制度的实践本性

礼的制度设计是靠人的社会活动得以实现的,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礼的实践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作为礼仪制度的承担者,有把外在礼仪制度内化为人的德性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成就德性的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原始生命得以扬弃,文化生命得以升华。“学”与“教”是推行、灌输礼的有效机制,礼的形上本源价值与礼的繁文缛节具有不即不离的性质等方面。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體与禮：佩玉践形与儒家神话礼仪

＂礼＂本质上是一种负载于人＂体＂叙事的象征符号,＂礼＂与＂体＂的实践与信仰,是＂礼＂的发生学探讨不可忽视的观察视点。文章对儒家思想系统中的＂體＂、＂禮＂与＂鸣玉以相＂、＂佩玉践形＂等语词隐喻与行为意义进行了知识考古式发掘,发现体、礼与玉在儒家礼乐身体实践,乃至上古宗教仪式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即外體（身体仪容）——礼与玉（媒介）——内德（神圣力量）,从而揭示礼仪诞生的动力源泉,以及神圣礼仪和世俗道德间的根源联系,为＂礼＂之发生探源提供一种新的阐释。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美学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学界迄今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一个学术上的疏漏。作为处于孔、孟之际的重要“美学”文本,《性自命出》体现了在先秦天命观文化背景中趋于觉醒的、儒家心性说及其重“情”而“可悦”的美学精神,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原始儒家的“美学”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礼、乐、仁、和”的字形理据及儒家文化阐释

汉字为表意文字,从字形我们就能判断其意义类属,也能推断出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内涵。儒家美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具体的实现途径,在充分肯定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将“礼”“乐”作为教化人心的手段,提倡礼乐和谐观。本文从古文字“礼”、“乐”、“仁”、“和”的字形入手,试图通过这几个概念的解析,揭示儒家美学思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