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辨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是最早探讨义利问题的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后来儒家“贵义贱利”思想的滥觞。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无一不源于孔子重义轻利思想。正因为这样,倒使得我们以往在研究和评价孔子义利思想的时候,模糊了它与程朱等人义利观的原则性区别,忽视了它里面的许多合理成份。     

试析孔子的义利观

<正> 孔子的义利观,即是孔子在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态度、原则。长期以来,学术界笼统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纳为“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认为孔子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卑视经济利益。其根据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史记·孔子世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问宪》)等有关论述。这是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片面理解。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孔子的义利观

春秋时代是个新旧秩序转换剧烈的时代。贫富分化导致当时社会经济与意识（道德）关系的错位。生逢其时的孔子力图从人们的内心修养下功夫，推动社会由盲动走向理性，由无序走上有序的礼乐轨道。其义利观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辩证关系，剖析孔子义利观在处理社会贫富关系上所体现出的现实功用性，来揭示孔子的义利之辨是时代的特定产物     

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与长治久安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这三位一体的古老哲理课题是历代价值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试加辨析,企图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起到借鉴作用。一、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不要“一手硬一手软”义利之辨涉及精神性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物质性的财货需求的关系。现阶段,义与利有其时代内涵,涉及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义与利本来应当是统一的,而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却从统一走向分裂以至对立。孔子虽然把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总还是倾向把义与利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教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杨朱、墨翟等人伦理观念的冲击下,孟子开始把义与利推向对立。《孟子》首篇载孟子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试论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在深入研究《孟子》一书的基础上,认为孟子义利观的实质是先义后利,而不是义利对立。孟子的义利现具有积极意义,应批判地继承、吸收。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对春秋义利观的继承发展

春秋义利观以“义,利之本”和“居利思义”为核心,它承认人对利的欲求的合理性,强调义是求利的正确途径。其基本精神是：重视精神追求,将其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维护整体利益,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肯定欲利的合理性,将其置于道德的监督之下。先秦儒家全面继承了春秋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虽然在基本精神方面未能对春秋人有大的超越,但是他们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的道德选择等角度审视义利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其意义在于继往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重义轻利”,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主张在处理义利二者关系时,强调以义制利,以义生利,二者不可兼得时,要以舍生来取义,但是孔子并没有以义否定利,他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很重视民利。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伦理

文章通过对儒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有关义利关系论述的系统分析,认为儒家关于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的建设有重要的作用,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儒家义利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论西汉时期的义利思想

本文对西汉时期三位不同阶层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董仲舒、桑弘羊和司马迁的义利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在上述三人中,司马迁的义利思想可说是最为“平民化”的,它顺应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努力使人民富裕起来,并希望政府鼓励人们从事包括工商之类的“末流”在内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司马迁义利思想中闪光之处,值得肯定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