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性别视角的阐释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实践进程的治理范式,导向一个符合人类共同善的美好未来,而社会性别视角也可以为人类理解并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洞见。建立社会性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链接,可以发现,在批判主流治理范式、倡导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达致理想社会等方面,二者存在共同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着最朴素的基于性别平等的平等观念,还原了共同体逻辑的性别维度,进而指向内蕴性别因子的全球正义伦理,成为平等、正义、关怀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治理的真实图景,在无政府状态、全球治理和共同体当中,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以联结逻辑审思对立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出安全的关系网格,关注个人生活和人之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普遍的伦理共识,这一全球正义伦理建基于朴素的性别伦理,生发出具有包容性的整体主义伦理情怀,切近通向理想治理图景的有效路径,使两性关系、人的生命、国家命运趋向光明前景。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 何以可能?

正义具有不同的边界和层次;全球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构成了正义的最高层次。全球正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价值选择和经济全球化、人类生存现状的全球化。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阶伦理、超国家伦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家正义,是一种"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正义,其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要实现战争正义、分配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的实现要坚持相对主权原则、普遍人权原则和全球责任原则,需要构建一种融合东西方政治智慧的世界制度、"世界政府",并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在推动全球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正义具有不同的边界和层次;全球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构成了正义的最高层次。全球正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价值选择和经济全球化、人类生存现状的全球化。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阶伦理、超国家伦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家正义,是一种“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正义,其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要实现战争正义、分配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的实现要坚持相对主权原则、普遍人权原则和全球责任原则,需要构建一种融合东西方政治智慧的世界制度、“世界政府”,并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在推动全球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承认差异,兼容并蓄,尊重多元化,是构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正义应以国家主权、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利的保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认清“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救生艇伦理”“地球全体主义”“国际正义”等全球正义理论模式的困境,探求全球正义的实际行动指明了方向。为此,需大力倡导和提升平等生存权利的意识和观念,凝聚正义共识;大力倡导和宣扬国家间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意识,强化国家主体正义观念;大力倡导和宣扬包容性发展理念,拓展全球正义内涵;坚持求同存异,互通有无,体现全球正义的根本要求;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抓住全球正义的核心和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人类正义的新秩序——从“语境主义”化解马克思正义难题引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公平正义。马克思是否追求正义,相关争论形成了"塔克—伍德命题"及其反对派。"塔克—伍德命题"存在着理论症结,尼尔森提出的语境主义是对其的破解。它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兼容的,正义有法权正义与人类正义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类正义;马克思的人类意义上的正义、自由与平等内在一致,它们作为整体也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类的类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追求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是对被遮蔽的人类本质的复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核心,“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基于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伦理立场。世界主义将所有个人视为国际关系中正义的主体,认为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社群主义则把共同体看作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坚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及其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地位.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世界主义是一种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的、以"个人"为关注中心的重要分析视角,它愈发具有影响力.世界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经了古典世界主义、现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三个阶段.当代世界主义主要被用于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非常强调正义原则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并不像古典世界主义和现代世界主义那样较为强调世界公民身份.     

全球正义: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目前,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分配排放权的四条伦理原则是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这四条原则各有其合理性及其局限,只有全球正义原则较为理想地综合了这四条原则的优点,是分配排放权的最为理想的伦理原则。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是实现全球正义的文化前提和伦理保证。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产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对全球正义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对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很多研究全球正义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但是,构成全球正义观念基础的世界主义理念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世界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而不管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个种族、文化社团、宗教群体或者民族国家,实际上,我们都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民族国家就是保障和实施个人政治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虽然民族国家对本国公民承担着特殊的义务,但是在解决诸如经济不平等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民族国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球正义问题

全球正义首先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秩序化。虽然正义标准能够通过道德推理获得,但它们只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有效。无论从世界主义的正义观还是从政治的正义观出发,全球正义都要求全球主权。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一种为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非正义的全球权力结构。从无序状态迈向正义的途径必须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霍布士主义。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试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和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拓展和深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包含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人类需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来共度时艰等科学内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世界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公共安全风险、分享共同的利益、承担共同的责任。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正确选择和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