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主义诗歌及批评

从1979年至今,伴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发展,女性诗歌创作也走过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众多的女性诗人借助自己的话语闯入诗的殿堂,并且以自己的自由的翅膀在诗坛上抖动出眩目的光辉。从舒婷那首发出女性人格独立宣言的《致橡树》开始,女性诗人以其敏感的神经、柔弱的躯体,深沉的内在体验拓展了诗的意识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语言进行了先锋性探索和实验。这种探索对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进步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自觉地消除了以往传统诗歌观念对女性诗歌创作方式及意义上的偏见和消极界定。十五年来的创作实践表明:女性诗歌创作的繁富,不是用“拓展诗歌的创作领域”就能够包容的,女性诗歌的内涵要远比这来得充实和丰富。我们认为就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探索而言,女性诗人不仅参与完成了诗的本体性走向和语言革命工作,还掘引了当代中国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的诗歌和批评的河渠     

舒婷诗歌的精神特质探究*

舒婷是“朦胧诗”人中一位非常用心的诗人。她将诗歌的整体生存用灵动的个体生命去展现,将历史生存状态 用灵性的青春诗意去再现。这种精神特质,不仅是舒婷诗歌价值的体现,更是当下诗歌创作迷途中的宝贵资源。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舒婷诗歌中的女性自我

舒婷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不仅标志着“人”的复归和“女性”的觉醒 ,同时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她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书写 ,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发端     

艾米莉·狄金森——作为女性进行创作的诗人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作为一个处于19世纪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诗歌创作者,狄金森的生活选择却极其有限。本文从女性视角入手,解读狄金森对基督教、对“主”的心理变化过程、与家人的关系、对传统婚姻的看法、与女性朋友的友谊以及她那对传统诗歌创作极具颠覆性的艺术风格等,论证狄金森为了能够获得一份作为女性作家进行诗歌创作所需要的自由空间而经历的痛苦的内心挣扎,以及所付出的一世寂寞与隐忍。     

论舒婷诗歌语言的审美特征

口语叙事的纯朴美、含蓄蕴藉的弹性美、节奏鲜明的音乐美和隽永深刻的思辩美是舒婷诗歌语言的主要审美特征。在诗人们纷纷于传统与现代的围困中进行语言实验与改革之时 ,研究舒婷诗歌语言的审美风范和个性姿态 ,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舒婷与E.E.肯明斯之诗作思想的比较研究

从诗歌思想与诗歌张力方面比较了朦胧派诗人舒婷、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E.E.肯明斯诗歌创作的相似点。两位诗人引 领时代潮流，肩负时代重任，圆满展现了诗歌的独特价值，完成了诗人的历史使命。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艾米莉·狄金森——作为女性进行创作的诗人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作为一个处于19世纪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诗歌创作者，狄金森的生活选择却极其有限。本文从女性视角入手，解读狄金森对基督教、对“主”的心理变化过程、与家人的关系、对传统婚姻的看法、与女性朋友的友谊以及她那对传统诗歌创作极具颠覆性的艺术风格等，论证狄金森为了能够获得一份作为女性作家进行诗歌创作所需要的自由空间而经历的痛苦的内心挣扎，以及所付出的一世寂寞与隐忍。     

刍议想象在诗歌教学中的作用

艾青在其《诗论》中指出：“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自己的想象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院成’的艺术。”陆机在《文赋｝）中则认为诗歌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现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可见，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想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诗歌创作是如此，诗歌教学与欣赏也是如此。试想，没有“瞻言而见貌”的直接想象，怎能对诗歌形象得到逼真的直接感受？没有由此及彼扩散式的想象，怎能领会诗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没有在上述想象中自然激起的聚合想象，又怎能沉浸…     

“爱”的两种声音——以舒婷、翟永明的爱情诗为例

舒婷和翟永明，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都分别写下了许多“爱”的诗篇，但传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舒婷的诗是对爱的呼唤与追求，而翟永明的诗是对爱的质疑与反思。从舒婷到翟永明的这种“爱”的嬗变，折射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对两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与深入剖析。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 ,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 ,因爱而求“真与美” ,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 ,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 ,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 ,同时也对于把握 2 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 2 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 ,不无裨益。     

女性主体的嬗变与超越——舒婷与翟永明的诗歌比较论

舒婷和翟永明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二人的诗歌创作对女性主体的不同阐发,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体的嬗变轨迹和特征。舒婷的作品凸显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翟永明则进一步深化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女性主体在经历了必不可少的凸显与深化后,必将走向超越:以双性主体间性取代单纯的女性主体视角。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舒婷诗歌意象成因透析

在构成诗歌的诸要素中,意象的作用举足轻重。通过对舒婷诗歌的解读,我们发现花朵、树、星月、黄昏、船、帆等这些优美的物象是舒婷笔下常用的意象符号。她惯用这些意象符号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二是与诗歌主题密切相关;三是与诗人女性特点密切相关;四是与诗歌的风格密切相关。     

黑夜里的飞翔——翟永明诗歌的艺术品质

翟永明诗歌创作成就卓著,其诗歌的艺术品质表现为：（1）卓然的诗歌话语,即具有组诗、句群意象、形式感强的语言;（2）超然的诗歌气质,即具有神秘、独白的特质;（3）本然的诗学追求,即具有针对自身的诗歌本体意识。翟永明诗歌独特而又富于原创性的艺术品质直接带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的写作。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当代旅外诗人：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

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海男诗歌语言的女性主义特征

作为当代女诗人中极富个性的一员,海男成为女性诗歌中一个独特的研究亮点。从"个人写作"的立场出发,海男使用独特的、个性化的诗歌语言营造了一个属于女性的诗歌世界。她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诗歌创作饱含抗争的力量,以战斗的姿态坚决地争取女性的主体地位。诗歌风格女性特征鲜明,诗句字里行间充满矛盾和含混,用女性特有的声音诉说"女人话"。     

诗性空间：对冉冉诗歌创作的一种解读

冉冉的诗歌创作以强烈的主题意识和自我重塑精神，从地域、民族和性别三个维度纵深地拓展了诗歌空间的主题内涵，表现出自觉而鲜明的空间意识，不仅对丰富当下语境中现代汉诗的书写空间具有启示性价值，而且也使得诗人在进入“中年写作”阶段后实现了诗歌艺术和精神追求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