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新方略

法治与德治 ,两者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把国家治理好 ,既要以具有权威的和强制性的法制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 ,又要以具有威化力和劝导的手段来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 ,重视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政治 ,都需要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新方略。要真正发挥党政干部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要广泛发动群众制订和执行各种道德规范 ,要在立法和执法中加强道德建设     

法治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地位的变化

法治社会的发源地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里孕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民众文化等因素在东西方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催生了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道德的性质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对位偏差 ,道德地位在德治主义传统文化的视野里也相对降低。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 ,要正视这种变化 ,并立足于法治 ,才能有效地开展德治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瞿鹤鸣和硕士研究生王世奇在《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的来稿中指出:1、法治在治国方略中居于基础地位,法治成为普遍的政治主张,德治具有从属地位。只有首先建立必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德治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2、法治必须以德治为精神基础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如果法律背离了社会成员的伦理价值观念,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遵守。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3、必须妥善处理道德法律化的问题。法治与德治…     

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法治取向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治视野的缺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现代法治为基础,道德规范不断进入法治领域并成为法律规范,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法律与道德互动的一种趋势。但是,推动法治实现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道德降低为法律,也是道德建设重要的价值取向甚至是成功的标志。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关于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兼评《领导者道德建设论》

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以德治国、法德并举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道德建设出现滑坡的不良局面 ,迫切要求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和高层次的社会道德规范 ,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应该坚持把一般性要求与特殊性要求结合起来、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坚持与时俱进结合起来 ,在理论与实践、法治与德治、道德自律与法的他律之间找到自己的最佳契合点。《领导者道德建设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思考

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以德治国”根本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德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的落实主要在于制度道德的建设 ,而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体道德的培育。     

试论现代西方国家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经验

现代西方国家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为:政德建设是实施德治与法治的助推器;制度建设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结合点,其中又特别注重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中相互支撑;政治反贪治腐是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的核心环节.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环境也要有"德治"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法治(制)手段,以纠正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但这种强制性的"他律"亦有其缺陷;第二部分论证了环境问题为什么同时又是一个道德问题,以及环境道德的评价和绩效,强调只有配合以道德"自律",德法兼备,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以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把德治融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项目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即激励惩罚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内化传承机制,及其仍存在缺乏长久性、参与力量薄弱、内在动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保障乡村德治运行机制持久有效的优化路径。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