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认真总结“以德治国”经验 ,是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动力源泉。科学理解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基本要点 ,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思路。高筑思想道德防线 ,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以德治国"--21世纪治国新理念

江泽民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文章分析了以德治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意义，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紧密关系，指出“以德治国”从根本上加强了道德建设，是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略论

法律和道德在调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备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持、配合，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辅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历程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经历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初步探索、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到“以德治国”方略的初步形成、全面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及其创造性发展的历程。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党走上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科学治国之路。     

建立与"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思考

以德治国战略思想是党中央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大的治国战略思想。建立和完善与“以德治国”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重要前提。构建与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强化一元化的道德价值导向,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必须体现不同层次的道德内容要求。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建立与“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思考

以德治国战略思想是党中央在我国社会经济步人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大的治国战略思想。建立和完善与“以德治国”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重要前提。构建与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强化一元化的道德价值导向，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必须体现不同层次的道德内容要求。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 ,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 ,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然而 ,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 ,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 ,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以德治国的现代化与法制化

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 ,是科学的治国之道。以德治国 ,必须构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以德治国 ,必须将思想道德建设融入法制化轨道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

为落实和实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提出并构筑了“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以德治国”的法制化模式 ,关键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 ,职业道德体系、社会公德体系和家庭美德体系 ,从而使道德与法制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 ,相辅相成 ,共同治理社会主义国家     

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视阈中“以德治国”理念的意蕴

"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曾一度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阵阵波澜,各种争论也随之此起彼伏.而将其置于当代西方伦理学演变视野中加以考察时,一种全新的视角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宽广视域下我们将从另一个侧面窥视到"以德治国"理念所透射出来的亮光.同时,对当代西方伦理学自身所经历的深刻演变的考察,也将会给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突现出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予以启发.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