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与“形”的关系

形而上学作为对自然、现实的组成和结构的本体性研究,其理论特点之一是与“形”的内在关系。“形”（ειδοζ）作为“理念”（ιδεα）的显现,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语词,并作为“善”的表现而成为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以考察形而上学与“形”的初始关系,梳理形而上学发展与“形”概念演变关系（“形”在形而上学史发展中的概念层次有“相”“形式”“观念”“概念”等）为线索,归纳形而上学与“形”的内在关系特点,得出：形而上学与“形”关系的奥秘在于人的理论观点。以此分析,拟提供一种对于形而上学的合理理解。     

形而上学的科学合法性

文章从“宇宙设计”的观念入手,引申出科学家探究自然的深层信念,这种信念为人们寻求自然界的规律提供了形而上学的依据,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认识世界的活动与自然本身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作为人类精神一种内在的必然趋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科学知识的概念基础。追求形而上学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永远交织在一起,其深层原因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缠结。     

环境法的天人合一哲学基础

［摘要］当今世界，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危机四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固然重要，然而，对于环境伦理观念的再诠释，则是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的根基。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旧有的观念是“分”，把人类与自然二分化，不同的只是，有的以人类为中心，有的以环境为中心。新的观念之核心是“和合”，它不以权利为目的，而以责任为依归。正是这种责任的担当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变得融洽、和谐，自然环境养育人类，人类反哺自然环境，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以德上通天，以责任合内外，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分析 ,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前资本主义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和信息时代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人对自然的态度表现为“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天人合一”。并从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出发 ,指出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行为 ,学会尊重自然 ,与自然协同进化 ,树立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伦理观、资源观和发展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庄子》的“天人观”

“天人观”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追问、反思世界与人生的究竟义。《庄子》中的“天”、“人”是一对互相对应的概念,“天”主要指代表宇宙运行本然之则的“自然之天”,“人”主要指违背万事万物本性的存在。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为主旨,《庄子》论述了“天人”关系的三层涵义：“自然与人为”关系、“本性与非本性”关系和“理想境界与人间世界”关系,三层涵义依次递进,阐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确人应当追求逍遥自由的终极境界。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

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哲学的身份——哲学的非哲学化

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起,“哲学”一词就意味着召唤人们追求超感性的实在而疏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哲学”成了“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但是,同此种意义的哲学之发展相伴随的,是对形而上学的不断批评的历史:从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哲学家休谟以至康德、黑格尔,都对这种旧形而上学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批评。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存在的本质,宣告了崇尚超感性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终结,强调今后的“思之事”(与旧的“哲学之事”相对立)应是崇奉时间之内的现实有限性,而又注重“有限的超越”。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亦即哲学的现实化,哲学在其他非哲学的人生活动如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哲学的仙女,作为对人生各种凡俗活动的理性反思和追问之学,既来自人生,又高于人生。哲学永远在仙凡之间翱翔。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看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萌发

"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在各自著作《论衡》、《潜夫论》及《昌言》中都有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王充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将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王符主张"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强调人之调和阴阳、和谐治道的作用;仲长统进一步提出"天道为末,人事为本"的观点,突显个体价值。三者天道观的历时演变轨迹正是东汉一代士人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萌发的过程,其中有对前朝"天人感应"言论的承继,亦透露出后世玄学思想的新动向,并映射出后汉一代士人欲突破天命、寻求个体价值的不懈努力。     

"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紧张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两个方面。如何消解这种紧张关系显然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我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 ,在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即神人以和 ;天人二分基础上的“天人合一” ;人与人和谐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基本意蕴有四 :即政治管理之策 ;生存状态 ;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 ,“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消解前述紧张关系的有益启示表现在四个方面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要有“法”有“天” ;(2 )保持生态平衡要树立整体和谐观念 ;(3 )要建构“民胞物与”的全球伦理 ;(4 )回归自然 ,享受自然人生     

孟子的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由性善论、天人观、民本思想、仁政学说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性善论是其理论前提,天人观是其哲学依据,民本思想是其思想核心,仁政学说是其主要内容。     

零与形而上学——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

借助于"零"的自然发展史,并以"零"作切入点,可以思考两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种是基于感性、理性两分之基础上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它与作为数字间空位的零相关.另一种是基于本原、生衍两分之基础上的发生论形而上学,它与在正负数之间的零相关.就此而论,零代表了形而上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无限靠近它,却永远无法达到.零是所有关系的聚合点,也是所有关系的发出点,但它本身却不具有任何可规定的内容.--这是零的本质,也是所有形而上学的本质.     

中国有情宇宙(环境)观探源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里，自古就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也就是有情宇宙（环境）观。信奉龙神是中国有情宇宙（环境）观的起源；荀子的“天论”思想，代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智建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内在联系的正确认识的结晶。新近发展的生态学证明了中国传统万物有情的宇宙（环境）观的科学价值。     

“天人合一”与高校德育的审美选择

高校德育审美探索是当前高校德育改革的趋势.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美学思想以"和谐"为核心,在人生境界上强调物我交融,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为依据进行德育审美探索,通过审美主体的内化和外化以实现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