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于李方膺生年问题

李方膺,字虬仲,一字秋池,号晴江,乳名龙角。江苏南通人。“扬州八怪”之一。关于李方膺的生年,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工具书均记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如王伯敏著《中国绘画史》、文物出版社资料室编《扬州八怪》、《辞海》、郭味蕖编     

试论《谢志》的类目设置

方志的类目是志书体例的具体体现,也是志书各项内容经过分析、筛选、归纳后的结晶。志书类目的拟定,便是对整部志书的总体设计,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制定出突出重点又包罗万象,备而不泛,简而不遗,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科学的类目,直接影响到志书的价值,决定了是否能编成一部体例完善,结构严谨,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志书。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中,方志类目及其设置的演化,经过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过程。研究古代方志类目的演进,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型方志的编纂,或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本文以清代嘉庆初年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广西通志》(简称《谢志》)为例,     

《乐安县志》古诗简论

乐安县是一个古老的山区小县。她自宋代绍兴十九年(1146年)建县以来,迄今已有八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乐安县志》撰修于清代同治十年(1877年),迄今也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最近,我出差到乐安县,为了查找一件史料,借阅了《乐安县志》。在     

宁夏(民国)《豫旺县志》辨伪

传世的1925年朱恩昭修纂6卷本《豫旺县志》一直被学界当做宁夏同心县重要的地方文献在利用.实际上,这部旧志是撮抄之作.编纂者直接把(民国)《朔方道志》中与同心县前身镇戎县有关的内容撮抄出来,参考《朔方道志》的体例,再杂以(光绪)《平远县志》的部分内容,汇集为一编,取名《豫旺县志》行世.《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等丛书都影印出版了这部志书,客观上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志对于研究同心县史志具有一定价值.     

袁枚与扬州八怪交谊考述

袁枚隐居随园后 ,陆续与扬州八怪之李方膺、郑燮、金农、罗聘交往。其与郑燮关系亦密亦疏 ,与李方膺最为知心 ,与金农、罗聘师生关系也较密切。原因在于袁枚的思想与艺术个性在反叛传统、追求创新上和扬州八怪有相通之处。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清道光戴本《太康县志》

河南省现存地方志中70%为县志。以清道光八年(1828)戴凤翔修的《太康县志》为例,大致了解这一时期县志编撰背景、体例和内容上的特点:县志是在清末方志编修体例上除旧布新的背景下中产生的;装帧形式比较特殊,既有线装书的痕迹,又具有包背装的典型特征,这反映出志书的装帧形式是不断朝科学、完善的方向演进的;书名页和版心格式则反映出清朝基本上沿用明朝后期的板式风格。     

孙子里籍考

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考据家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孙星衍自称是孙子的后代,照孙星衍的说法,孙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广饶县,因为孙星衍原籍乐安,就是现在的广饶。 对于孙子的里籍,民国七年(1918)修的《乐安县志·人物志》也说:“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祖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应为金)之用以名今县(按:当时“乐安”县已改“广饶”县,但《县志》内容,下限仍在未改之前)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这里说:“武或邑人”,虽然比较谨慎,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对此问题,除“广饶说”之外,别无他论。     

袁承业纂《东台县志》稿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东台士绅袁承业曾参与民国时期《东台县志》编纂，虽该志最终未成，但袁承业所纂《东台县志》相关部分则以私刻本和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且该志在1994年新修的《东台市志》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该志稿不仅对嘉庆《东台县志》原有内容有很多增补，更着力对晚清民国时期东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加以记述，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郑板桥的文艺美学思想

清代乾隆年间,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一批革新派画家,被当时的保守派看不起,视为骚乱画坛的怪物,因此遂有“扬州八怪”之称。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说,八怪指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李鱓、李方膺、高翔、罗聘八人。以后,凌霞在《扬州八怪歌》中去掉了汪士慎、高翔、罗聘,加上边寿民、高凤翰、杨法。汪鋆《扬州画苑录》中又     

一部有特色的水利专业志──评《武城县水利志》

一部有特色的水利专业志──评《武城县水利志》李宝志《武城县水利志》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编纂成功的专业志书：一、指导思想正确，立场观点鲜明。志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记述了武城县水利事业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记...     

李方膺的绘画成就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小字龙角,号虬仲,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扬州八怪”之一。曾任山东乐安和兰山县令。当他做兰山知县时,因开垦与总督王世俊争而下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后做安徽潜山和合肥知县,仍以不善迎逢获“罪”罢官,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山水志宋元诗文献价值考述

山水志书不仅是舆地之学的第一手资料,在保存历代题咏方面,也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由于其史部属性及稀见等因素,古文献研究者给予的关注尚显不足。以《中华山水志丛刊》为中心,参稽"丛刊"之外的部分山水志,把《全宋诗》《全元诗》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发现山水志书在宋元诗汇纂过程中,其对新作者及佚诗的发现、已知作者佚作的辑补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编纂新方志 艰辛结硕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山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山西的修志事业延绵相续,佳志迭出,对我国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有与《鲁春秋》、《楚寿杌》齐名的古志《晋乘》。宋代以后,山西所修志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均居显著地位。新中国的修志工作,山西也是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的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又率先倡导修志,并于1980年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20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主持下,全省万余名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使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编志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     

《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

文章详细介绍了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该书由《大礼奏议》到《明伦大典》最后成书，历时四年，几易其稿，经数人之手，是嘉靖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史料，对大礼议及嘉靖政治研究有重大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该书的编纂原因、编纂过程以及内容上前后数稿的异同，深入发掘了该书的重要意义与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