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引起了讨论的轰动。考察其"现代性"的理论,发现从文本叙述本身来看,存在着时空的语境"错位";从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链条来看,对文学的启蒙性和审美性有着双重"误读",仅从晚清小说这一种文学类型就得出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位和理解不能仅靠一种冲动和新意,更需要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王学振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正式出版了。该书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结论新颖,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璀璨夺目的"五色石"。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文学人类学叙事的“形式实体”

文学人类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种跨学科“边界”的范例，因此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然而，毕竟文学与人类学在知识谱系范畴属于不同的学科，二者走到一起的学理背景和操控功能等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质疑。以仪式理论为例，就文学人类学叙事中的形式等物化体征进行分析，试图在学理上对文学人类学研究作一些铺垫工作。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上)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沈从文故事中对农人目光的文本化(下)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总是用一种独特标准来观察和批判城市以及城里人。这是异乡情调一种典型形式，即“乡下人”对于城市所形成的印象。沈从文将城市读者的“他者”构成叙事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距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学意义上的，或者性别和世代上的区分。从这种观察中得到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通过反语和讽刺反映出来。作者拒绝叙述者无所不知的权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不张扬的，而且他的写作是以语言的克制为特征的。从这样的叙事实践中所得到的结果，正是话语与话语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同样也是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而从清末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竞争与结果来看,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都试图完成清末民族主义未竞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任务.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是否被解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模式呈现出多元性、对立性、不耦合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整合的任务依然是未竟事业.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启蒙现代性的“矛盾”书写——兼论茅盾的报告文学话语

茅盾的报告文学话语,呈现观念与经验的流动"场域",折射出左联的现代性预言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诉求之间的交叠与裂隙。在科学主义认知观的支配下,具有为现实撰史雄心的茅盾,在理论著述上强调报告文学写作的真实性,但在观念形态的潜在影响下,他本人的创作与编辑活动,在不期然间提供着有别于官方叙述的另一种想象中国的真实方式。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无声的现代女性--以《现代》为例看20世纪30年代城市小说中的女性叙事

《现代》城市小说中的叙述多为男性视角,其中的女性只是被叙述被评判,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偶有微弱的女性声音,也隐身或主动站在男性话语权威阵线内,仍然认同男性的权威价值判断,从而显示了一种现代性叙事的断裂———五四时期女性追求独立解放的要求在此已告一个段落。女性叙事并未建立一套对女性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叙述机制,最终导致了现代性话语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