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之政治现象学关联

原创性的疏解方法不同于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本解释学,它要求对《庄子》文本的疏解本身成为道之疏导,以便达至天道和人事之间的贯通。从这种疏解方法出发来解读《庄子》"大宗师"和"养生主"两篇,可以发现:首先,"大宗师"何以谓之大的关键在于,养生之道本质上乃是"大宗师"篇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其次,通过对"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寓言的政治现象学解读,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论证"大宗师"和"养生主"之间的政治哲学关联:即"养生主"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乃是"大宗师"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     

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其次,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相通,其依据法治理念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热衷于论述的"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相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阐发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由“自私自利”通达“天下本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性论新解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自私自利"不能解作"利己主义",而是应该看作性善论背景下的自然起始状态。黄宗羲以性善论为基础建立其王道政治构想,以"自私自利"自然起始状态为现实实践的起点,继而唤醒人的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政府"作之君"与学校"作之师"的分立方式,达至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天下本体"状态。     

“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老子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老子的治国理念是老子哲学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等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延展,是其哲学理性对社会政治技术层面的精神观照。它以"无为而治"为核心,以自然主义为外在特征,以人文主义为内在本质,构建出老子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内圣外王"之道。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藉由以历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所谓"观念史/概念史"等各种研究途径之互相参照,笔者试图综合探讨《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撰写目的和思想内容,并藉此期盼阐明《荀》《吕》两书对于战国时局的历史上之固有的思想意义。《荀》《吕》之出现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前256年发生的周、鲁两国之灭亡而由此出现的"后周鲁时代",以如上历史背景为主要契机而诞生的《荀》《吕》政治哲学之共同目标应该在于构想能够治理全天下之人民的国家之建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荀》《吕》政治哲学的主要异同。     

论黄宗羲政治哲学的逻辑建构

黄宗羲把人能“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当作政治运行的条理,自私自利人性论又是黄宗羲政治哲学的基石。黄宗羲晚年写下了不朽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是黄宗羲阐述理想政治秩序的伟大篇章,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许多民主启蒙政治思想,可以说是黄氏政治哲学的归宿。     

天下观念的研究回顾及其反思

天下观念,本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随着国际关系、世界秩序以及性命安顿等问题的突显,人们开始关注中国这一古已有之的观念,并试图对此作出某种创造性的解读和转化。就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学界基本上是从秩序安排、制度运作、政治理想以及文化理念等方面审视天下观念,主要集中于对"世界秩序何以可能"等问题的追问。天下观念,不仅是政治制度层面的解释原则,而且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价值追求。学者们对天下观念的研究,绝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直面现实问题,回向中国传统文化,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破解时代性和人类性问题。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道家“心”观念的初期形态——《老子》中的“心”发微

先秦道家对"心"的观念多有思考,而老子的相关思想无疑展示了这种思考的初期形态。在《老子》中,"心"首先与"赤子"形象密切关联,而此观念"虚静朴弱"的本质与"无欲无知"的特性,以及其和"道"与"德"的相互关系,也均由此得以揭示。老子"心"的观念同时也渗透到他对于政治治理与个人修养的思考中,在前一层面,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的关系正如"道"与"自然"的关系;在后一层面,普通人则经由"抱一"、"抟气"等心之修炼工夫最终达到赤子婴儿般的精神境界。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论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

从哲学的角度对庄子<逍遥游>的价值和意叉进行新的阐释可知,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具有根本的差别,老子之"道"是一个处于"无"、"有"之间的混沌整体,而庄子之"道"则是一个在想象中万物并呈的现象整体.庄子以其之"道"提出了人的精神自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精神世界的心灵自由和物质世界的行为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绝对自由及相对自由,提出了人的四种不同的精神境界.与此同时,庄子在<逍遥游>中还广泛地涉及了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政治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的真实性与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事物的精神价值与实用价值等一系列哲学命题,构筑起内涵丰富的精神自由的观念,并成为其整个人生哲学体系的思想基点.     

激进民主政治能实现人类解放吗?——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批判

“激进民主政治”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立足“后革命时代”背景,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政治理念.对此需要做一种方法论“前提批判”,立足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可见在哲学基础上,他们承接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消解”的观念、“本质主义批判”、倡导一种“对抗”的政治哲学；在政治向度上,他们以一种观念的抽象物为理念前提、将“政治”置于哲学的基础之上、陷入了普遍主义的理论困境.且由于其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使得激进民主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联,在这种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及激进民主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黄宗羲关于社会治理的政治构想--《明夷待访录》解读

《明夷待访录》以制度的规划设计为解决历来社会治理中诸多问题之根本办法。黄宗羲以天下“万民”利益的恰切落实和充分表述为实现“天下大公”的明确标准,着眼于有关政治运作领域内基本理念的置换和“治法”的确立,着力于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之生成,以及作为民情公意之表述和决策咨询之所在的“学校”的构建,由此形成他独树一帜的政治构想。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阈和诠释学维度及其意义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辩"肇端于中国哲学范式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以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的确立为基础.以"言道悖论"的发现为滥觞,既涉及对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基本内涵的理解问题,又涉及"道"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所得之"道"能否言说和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更涉及究竟如何对待这些关于"道"的言说的问题.而如果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是老子作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形上追思和理论回答,则不仅构成了<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视阚和诠释学维度: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言不尽意论"对现象性日常生活层面上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本体诠释学意义上的"得意忘言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而且决定了<庄子>"言意之辩"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