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南北 俯视一隅——读朱俊明同志《夜郎史稿》

《史记·西南夷传》开宗明义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当汉武帝遣使探寻通往身毒国(印度)的道路,途经夜郎时,夜郎一君长曾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由此,“夜郎自大”成为人们熟知的历史典故。夜郎何以“自大”?太使公曰:“以道不通故”也。亦即其居地闭塞因而孤陋寡闻固步自封之谓也。其实,夜郎作为长期滞留于封闭社会的古老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这种“自大”的文化心态,并非其所仅有。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影响”所及已大大超过汉代犍为、牂柯二郡的时空范围。因此,对夜郎历史与文化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夜郎文化与彝族

本文通过汉彝文献资料对夜郎的记载 ,结合地下考古发掘资料 ,揭示了夜郎文化与彝族的关系。指出了夜郎是彝族建立的国家。并对“套头葬”这种独有葬式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

关于夜郎竹王传说,也有诸多版本,虽各说不一,但始终离不开“水、夜郎”两者的关系。本文利用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进行逐一梳理,并对照于用爨文记载的绝版“夜郎竹王传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创造爨文的民族———彝族的“竹灵崇拜”习俗中,追溯和求证竹王神话的母胎要素一定与彝族古代社会的竹灵崇拜有关。     

贵州多元文化形成初探—简析历史上的五次移民对贵州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

秦汉以前,“夜郎文化”还是一个自我封闭性极强的,以苗、布依民族文化为其核心的“土著”文化。自秦汉以后,由于历代中央政府多次对贵州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这样,“夜郎文化”就不得不与移民们所带来的各种类型的移民文化进行交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中,云贵高原上由夜郎“土著”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终被打破。在长期反复而又激烈的“同化”与被“同化”的冲突中,贵州文化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形形色色的移民文化和贵州本地区“土著”文化并存的多元的区域文化。     

20世纪中国"人本文学"的变异与残缺

中国文学以 1919年的“五四”文化运动为界碑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理念 ,消蚀弱化了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 ,注入圆融了“人本文学”的“立人”新质 ,使新文学在前 2 0年内达到了一定的整体审美高度。从 3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 ,“人本”意义上的文学逐一缺失 ,社会学、政治学因素日渐提升 ,文学开始了她无奈的变异与滑落 ,形成了半个世纪无文学的残缺史。     

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缘情"的诗学阐释

“情”的原初意义并不指人的心理活动之情感,而与真实相关联;庄子丰富了“情”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心理活动;屈原的抒情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陆机“诗缘情”观的提出标志着他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成熟,其意义并不 在于消解“诗言志”,制造与“言志”的对立,而在于追求文艺本质的多元共存,提倡以“情”统志,并且,它还包含了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要求。正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卷首语

本期继续开辟“夜郎文化研究”栏目,其中, 熊宗仁研究员《夜郎文化研究与开发利用综 论》一文,围绕怎样整合现有的研究力量和周 边省区的资源,以形成跨省区的以夜郎文化为 核心和符号的区域文化、区域经济这一主题, 对夜郎与夜郎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进行 理性的回顾和建设性的前瞻。 黔南州长顺县沙先贵县长《长 顺与夜郎文化的关系》一文,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 主义思想为指导,采取实证分 析的研究方法对长顺县尚存 的文物、古迹和史籍资料进行 科学分析、研究,从而得出长 顺县为夜郎…     

论"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内涵准确地说并不是文学独特的表达形式,而是文学独特而有“灵性”的表达形式,也即“成为内容”而且也“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形式。只有它才是文学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文学的内核,抵达文学的本体;既呵护文学的灵性,也揭示出文学的内部规律;既防止纯粹的外在研究规避文学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也防止纯粹的形式批评有意无意地宰割文学的灵性,真正做到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的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卷首语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不同的概念问题便自然会涉及到夜郎的地理位置、族属、史源、文化特征以及夜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的不同问题。目前,最需要的是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去误存真,以求共识。为此,本期特开辟“夜郎文化研究”栏目,以显“历史共同研究,资源共同开发,成果共同分享”之精神。其中,王子尧副译审的《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一文,以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佐证,对“古夜郎国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余几文,亦从不同视角对夜郎文化进行了探讨,很值一读,相…     

彝族的竹崇拜文化——从彝族祭竹词说开去

彝族的竹崇拜文化最丰富 ,有数量众多的竹崇拜文学和多彩的竹崇拜民俗事项 ,还有大型的古彝文手写本祭竹词。诸多的民俗文化材料表明 :彝族竹崇拜文化的历史记载最为长久 ,早在夜郎国前的彝族六祖时代以前就已盛行。夜郎竹王与彝族祭竹词里的竹君属同源 ,当是彝族先民“金竹九母子”的遗裔     

汉民族进入夜郎新探

文章依据前人的大量论述，从古籍考据出发，结合近、现代文物考古资料和民族学口碑资料，对前人关于汉民族进入夜郎始自战国时楚国“庄入滇”的传统观点进入流理，提出了作者自己关于汉民族进入夜郎最早应该始于秦代常“通五尺道”到夜郎的新观点．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运用接受理论的核心观点 ,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期待视野”造成“文化误读”的理据 ;从译者的角度 ,分析了“期待视野”中文化意象、语言的文化内涵对文学翻译造成的影响 ;从译文读者的角度 ,分析了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文化误读”有着消极的作用 ,但也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