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可以群"的历史成因及内涵管窥

关于孔子"<诗>可以群"的<诗>论观点,学术界多从思想文化背景方面去分析其成因.而本文将从春秋时期天命鬼神观念的转变、孔子思想、<诗经>的文献来源、<诗经>篇章的创作群体和服务对象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并将"<诗>可以群"置于具体的文献当中去探索其科学内涵.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家""国"之间──"民之父母"说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渊源

"为民父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家国天下"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文章以为其社会基础在于古代社会"家"、"国"功能的一体化,而<诗经>、<尚书>等早期经典则明确记录并十分推崇此种观念.儒家所主张的"家""国"一体的理想状态,乃是<诗经>中的"民之父母",以及<尚书>等典籍中的"作民父母"者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仔细研读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民之父母"这一思想和古代社会机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典之间对于这一思想的共同重视.文章亦对现代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了分析和回应.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国风"翻译研究

"国风"是<诗经>的精华.在<诗经>由"选译"到"全译"的发展过程中,"国风"的翻译比较繁荣,出现单行译本以及网上的"国风"的篇章的不同体译文和现代歌曲"诗经体"的翻译等."国风"的翻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需要从"国风"的语义、体例、章法句式、韵律、语言等方面来探讨.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信仰:《诗经》价值系统的重要维度

周代社会"大师教六诗",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序,而<诗经>风、雅、颂的选材与编排,构成其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饮食男女--家国天下--宗教信仰.三个维度呈由低到高、逐层提升的取向,显现出<诗经>文兼雅俗,感性生活、理性精神、宗教信仰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化精神.信仰.是<诗经>中最高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诗经>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暗合了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到克尔恺郭尔的人生哲学.     

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人性--试分析霍桑在《红字》中的"自然"思想

霍桑在其代表作<红字>中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浪漫主义及其巅峰超验主义的影响,同时也突出了他本人独特的思想和对"自然"的理解.<红字>里的"自然"涉及到三方面:物质世界中的自然,自然的人性以及自然的生活本质.这也是霍桑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一直追求和向往的境界.     

《诗经》中“词头”的民歌文化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诗经>中的"词头"这一语言现象,历来有多种解释方法.<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对<诗经>时代民歌的记录整理,具有民歌的特色,从民歌的特点出发,可以对<诗经>中的"词头"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周南·关雎》释义新解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首篇,关于它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对各家观点加以认真梳理,认为这是一首反映贵族阶层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婚姻.     

"三"与郭沫若的易学思想

本文对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的命题进行阐释,认为,<周易>阴阳二爻作为生殖器的取象,不仅在<周易>中能找到内证,也符合中国古人象喻思维的特性.阴阳二爻错综重叠而成八个不同的三画卦,三画卦两两相重又构成六十四卦,这正契合了老子的"三生万物"说.无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都是天地人三才的取象.这种三才观对古人"崇三"的民族审美心理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而<洛书>的九宫图,也是这种三才观的推衍.     

《诗经》"以"字的用法考察

<诗经>是先秦时期重要著作,是西周至春秋时期重要的语言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的语法现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以<诗经>中全部"以"字用例为基本材料,对全书中"以"字的用法作定性、定量的考察分析,试图描绘<诗经>中"以"字的语法面貌,为研究虚词"以"的用法及变化提供佐证.     

再论"宗统"与"君统"——以郑玄笺注为中心的考察

君统与宗统之关系,系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争论颇大.分析东汉学者郑玄对<三礼>及<诗经>的笺注,并结合相关金文资料,证实两周时期天子、诸侯之臣属虽在名义上仍奉天子、诸侯为大宗,维系着"亲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更强调他们在宗法上的分离,突出"尊尊"的政治关系.     

《诗经》篇题的"缩略"组构研究

先秦文献篇题多为"无义之题",但<诗经>的篇题不同,其近200篇篇题是对诗句的缩略或诗意的提取,为"有义之题",它们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能够进行意义分析,被人们当作一个个音义结合的固定单位在口头和书面中相沿习用,它们的形成反映了一定的语言学规则和文化心理规约,可以说<诗经>篇题的形成是汉语缩略构词的早期集中表现.     

《诗经》中"斯"字的用法考析

"斯"在诗经中共出现94次,有代词、助词、语气词、动词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斯"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的界定看我国法律文化的近代转型

<大清民律草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草案,其"亲属"、"继承"两编的规定中既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精神,也承继了传统中华法系中以父系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作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西方法律思想已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洋务派官僚中深入人心.三是晚清统治者仍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统治集团之一,我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还极为深远.<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化的转型状况.     

从“诗无邪”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继承了春秋诗教的读诗与用诗观念,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的诗论主要是针对<诗经>"思无邪"的特点,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孔子的教学过程.孔子认为<诗经>内容丰富,真情流露,在教学时必须以礼和乐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诗经>是具体的文本,在学习上来说是较为容易掌握的;从<诗经>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到礼的道德意义和仪式是对文本的深究;乐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须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