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诗的"率尔"论杜诗的"漫与"

草堂时期,杜诗大量流露出陶诗的旨趣.试以陶渊明《游斜川》一诗并序(401)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761)对勘,即可发现两者关联度极高:同样是岁值"辛丑"、年开"五十",同样起"老去"之感、"同游"之兴,且同为"率尔"与"漫与"之作,说明陶诗极有可能直接触发了杜诗.但对于杜甫而言,"老去诗篇浑漫与"乃一时兴到语,而"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一生致力处,两者并不构成事实上的矛盾.     

李杜交游诗述补

近撰《飞蓬自远与终朝独思——李杜交游诗述略》一文(《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2、3、4期连载),试图对李白与杜甫之交游及其交游诗作一较为系统之考察。为不使行文过于枝蔓,因另为《杜甫〈遣怀〉诗吹台辨》文(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以辨明杜诗《遣怀》“气酣登吹台”之“吹台”实为“平台”之误。而此文限于篇幅,有的相关问题无由申说,故更为补说于此。     

杜甫与柏茂琳交游考论——兼释证《览镜呈柏中丞》等诗题旨

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杜甫作客夔州,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学者对此尚无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纠正过往谀颂之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这对了解杜甫寄食状态下的人格和创作有重要帮助。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

本文提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这些诗抒发了诗人忧国爱民、修德勤政、笃于乡情亲情友情等纯正高尚情操,跃动着一颗光明正大、仁义忠孝之心,是仁者、儒者、学者的真诚之诗.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把诗与画、自然气象与人文精神、写实景实事与想象虚拟、赋与比兴、诗与题序、分写与总写、古体与近体相互结合和照应,也体现出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在宋诗低潮期中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二

在杜甫所创作的各体诗歌中,其中五律数量是最多的,计六百余首,占他的全集的三分之一强。杜甫五律题材内容体制是:题材多样,内容深广,感情浓重,主要包括感时伤乱、济世之志、亲属深情、思乡忆故、漂泊之慨、交游酬赠、咏物寄意、山林田园、异地民俗、游寺寻僧。其诗艺体制是: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兼具雄浑、豪健、清奇、自然之美;章法以起承转合为主,即点题—写景—言事—收结;句法包括句式错综、词语省略、词序倒置,表意灵活,诗句劲健;字法包括求真、求浅、求活。通过对杜甫五律体制的研究可以看出,杜甫对于五律题材和艺术形式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造极之境,对后人五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苦吟:从杜甫、吴嘉纪到臧克家--检讨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道路

苦吟既表现在"苦吟"的认真,又体现在"吟苦"的真诚.杜甫、吴嘉纪、臧克家作为我国诗史上三个最有影响的苦吟诗人,其创作在苦吟主体的平等视角、对民众苦难的深度开掘和揭示苦难民众优秀品质等方面一脉相承.在话语形式方面,他们都借境于乐府民歌而又各具特色,从杜甫的"新乐府"到吴嘉纪的"野人体"再到臧克家的"<烙印>体"具有继承发展性,但三点一线的个案演进并没有伴随苦吟诗歌在整体上从中世、近世到近现代的日趋繁荣.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杜甫去蜀前后心态析

杜甫去蜀前后 ,具有三对既矛盾又相联的心态 :一是暂酬知己与辞幕归隐 ;二是东游荆楚与北返故园 ;三是飘泊无定与随遇而安。了解诗人去蜀前后的复杂心态 ,有助于研究诗人晚年的思想、生活及诗歌创作。     

杜甫与吃饭

杜甫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到吃饭的诗大约有一百多首。这些诗在生动地再现当时广阔的时代画面的同时,也展示了杜甫艰难的心灵苦旅,多侧面地折射出了杜甫真实的自画像,并且对同类题材的作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唐末文人顾云事迹探赜

唐末文人顾云两唐书无传,连《唐才子传》也无视之。检视相关材料,见其游宦权门时准备充分,在形象、语言方面表现突出,明显优于同行之罗隐,取得了仕宦先机。他求仕心切,求拔解文心思缜密,干谒文不辞卑微,终以寒素身份四举中第,显示出老道的人生经验。他与杜荀鹤最为相得,杜及第时为时俗非议,自编诗集以求自明;顾云慷慨为其作序,夸大其词,为杜声名计不惜背书。对顾云事迹的探赜,有助于分析更多唐末普通文人个案,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唐末文人和文学生态。     

论杜甫山水诗

本文以时地为序,从纵向方面勾勒了杜甫山水诗6个阶段的不同的内容风格特点：1.泰山豪情;2.慈恩寺塔“百忧”;3.凤凰台自誓;4.成都楼伤感;5.白帝城“血痕”;6．洞庭湖畔眼泪。杜甫山水诗有着巨大的成就,但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受“诗圣”、“诗史”等传统研究思想束缚。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杜甫诗歌"波澜独老成"风格研究

以杜甫在陷贼及为官时期(公元756年—公元759年)的作品为代表,杜甫的诗歌因其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景。“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这是杜诗所独有的,本文着重从杜诗的收蓄与崇高两方面,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进行探讨。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