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佘祥林案的法哲学思考

佘祥林案的根源在于对公正审判权的漠视,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重要价值.中国要防止佘案的重演,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将该权利宪法化,并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     

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

权利、权力的博弈与整合促成现代宪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宪政是动态中权利、权力博弈与整合的结果。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是指在权利、权力博弈中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制约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宪政的动态过程,即是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政价值诉求实现的表征是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     

宪政实践与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政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权利制约权力只有在宪政实践中才能得到保障。本次修宪为我国宪政实践的逐步展开、为真正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宪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以权利制约权也是一个全新课题。要使"纸上的宪法"转化为"现实的宪法",真正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宪政视野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宪政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寻找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点是宪政建设的任务,权利与权力从对抗到妥协必然产生一个公民社会,政府、公民、公民社会三者的良性关系维持了宪政的存在。     

宪政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

权力具有腐蚀性,权力滥用侵害公民权利、危及社会稳定。基于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原则,中西方宪政实践均创设了以权利约束权力、以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宪政制度,对维护权利、促进权力的有效行使产生了积极作用;当代中国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应当以健全公民权利体系、合理分配权力和强化权力监督为根本。     

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及其限制

公正审判权主要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确定的诸多权利只能由刑事被告人所享有。尽管公正审判权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人权,但为了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完全承担国际法律义务,根据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公约缔约国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保留或者克减的办法,限制公正审判权在国内的适用。     

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的冲突与制衡

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的冲突源于二者的不当行使 ,任何一方权力 (权利 )的滥用 ,都会使诉讼的公正性、科学性、效率性和民主性大打折扣。平衡审判权与诉权冲突的关键是建立一种相互制约机制 ,尤其是建立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     

非政府组织在公民参与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要使这种模式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必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由于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公民个体的参与不能满足制约权力的效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制约因素,把公民个体的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到政府活动中,以达到制约权力的效果。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论宪法实践权威的达致——以亚洲代表性国家为考察对象

宪法实践权威是一个尝试性概念。宪法要得到民众的认可，必须通过宪法实践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违完审查作为宪法实践的主要形态，其具体方式因不同的外来影响和政治司法传统而有所不同，但基本形态是一种高级的专门司法。每个国家实践违宪审查都会遭遇障碍，但只要保持尝试，规范操作，并持守自制的立场，终会确立起其他权力难以企及的完法实践权威。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     

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教育问题及法律意识教育内容的变革

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目前公民法律意识教育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教育内容上重义务轻权利；教育手段缺乏更注重实效的形式；教育理念上急功近利，未注重从更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上的根本素质提高。就公民治理社会的意义而言，法治教育应当更加注重民主法治观、权利责任观和公平正义观教育的要求。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参与民主:新型的民主形式

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公众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传统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而导致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危机而得以产生的。在坚持中国宪法结构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制度,能够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有效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尊严,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证成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范式解读

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契合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公民教育实质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公民教育就应充分认识到公民文化对公民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在我国践行公民教育,政府应从集权过渡到放权,学校应从"政治"教育过渡到公民教育,公民则应从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     

论民间法的识别

民间法的识别是指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证明以及法官对该习惯的认可程序,是民间法进入司法过程的前提。民间习惯是法律的渊源之一,此命题充其量为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提供了合法性,但没有可操作性,而民间习惯进入司法过程需要进一步的当事人举证和法官的识别过程。民间习惯的调查与汇编可以视为民间法识别的一个理论环节,可为民间法提供直观的物质载体,为民间法识别提供直接和直观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有经过证明的民间习惯才能作为法律渊源而得到法官的引用,该证明义务应由主张习惯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识别相关案件中的民间规则乃是法官的职权,在当下中国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     

公众参与悖论与空间权博弈——重视邻避冲突背后的权利逻辑

当前,持续爆发的邻避型环境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抗议公众“俘获”政府决策,造成的“公众参与悖论”,极易导致各方利益“多输”、政府公信力遭疑、民主程序并未因此重建、地方发展失去宝贵机遇的困局。在多元利益格局、公民意识崛起、公信力危机的情境下,利益公众、地方政府、市场和广泛大众对有限的空间权,及其附着的经济权、环境权、政治权的争夺和碰撞是这一困局的本质归因。为治理这一困局,管理部门需要重视邻避事件背后的利益和权力逻辑,“适应性治理”是回应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尊重已有空间权利格局,保障各方正当权益,预防和化解邻避危机的重要途径。     

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论析

香港极为重视新闻自由,媒体触觉深广。香港媒体在报道与限制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欲、知情权与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与公正受审权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与冲突。香港是一个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社会,媒体的表达自由权与司法独立审判权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